书禅雅社-写经:书法与佛法

中医和科学的关系，在近代一直引发很多争议。但争论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大家对于科学和中医的基本原则缺少了解。加上近代盛行的科学崇拜，好像不科学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只有合乎科学才有存在价值一样。其实自然科学不过才成立了四五百年，而在此之前人类已经有了很多应对困难的手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医拼命把自己科学化，而科学阵营拼命把中医推出去。

 　　 　　其实何必呢，中医根本没有必要跟科学搅在一起，也没法跟它搅在一起。

 　　 　　话说上个世纪，提倡科学的胡适先生得了糖尿病。当时还没发现胰岛素来苟延残喘，所以胡适先生只好坐以待毙——因为他是反对中医的旗手啊，所以西医没办法他只好等死。但后来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他对科学的信任，他转求当时的名中医陆仲安。陆仲安给他开药之后，治好了胡适的“不治之症”糖尿病。胡适大为叹服，看看药方以黄芪为主，他就心想：如果把黄芪内部的成份提取出来，那能治好多少人的疾病啊？ 　

胡适的想法跟我们现在很多中医西化的研究者思路一样：总怀疑中药里面有什么以前尚未发现的秘密物质，提取出来就可以大批量运用到临床。很可惜，好像至今没发现预期中的类似东西，呵呵。真正治病好的中医大夫，还是用老思路、老药方。而试图中医西化的人反而一事无成。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陆仲安给胡适开的药方：生绵芪四两，潞党参三两，炒於术六钱，杭白芍三钱，山萸肉六钱，川牛膝三钱，法半夏三钱，酒炒芩三钱，云茯苓三钱，福泽泻三钱，宣木瓜三钱，生姜二片，炙甘草二钱。里面黄芪和党参用量很大，但其实未必是治病的主力。茱萸、茯苓、生姜、甘草等虽然用量小，但未必作用也小。其实药物吃下去之后，在身体内部重新分解结合的复杂程度，是任何仪器都难以追踪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凭借传统医疗观念进行诊疗。

 　　 　　而提到传统中医观念，是被现代人士攻击最多的一点：什么阴阳、什么五行、什么经络、什么气运，我看都是胡扯！刘力红提过一个很尴尬的例子：他们医院里的西医每次在切除病人脾脏的时候都招呼他，来啊，来看切除后天之本，哈哈！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现在我么把后天之本都切除了，病人还好好的，说明中医从基础理论上就是胡说！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说，中医投入很多精力试图去寻找经络。有个韩国人甚至不惜造假说自己发现了经络，事败之后自杀。其实这都是白费劲，你即便发现了经络又如何，你还能发现阴阳？能发现五运六气？能发现天干地支？所有这些，都是中医试图投入西方科学怀抱所付出的无谓代价。有这功夫，好好读《伤寒》多好，能救多少人。

 　　 　　关键大家好像没搞清楚：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基础要从古希腊讲起，希腊人认为只有具备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知识。简单说，你能看见的，我也能看见，大家都能看见，这才算数。那么日常经验和数学成为知识的必要条件，因为大家都承认嘛，具有很高的主体间性。在近代又加上了试验手段，好比伽利略从斜塔上扔铅球，大家扔了结果都一样，所以试验也具有高度主体间性，如此自然科学才成为独立体系。

 　　 　　而中医恰恰缺少主体间性。首先它的大前提往往是上古具有高度洞察力的人所直觉到的，上古的医本来就是一些巫，一般人根本意识不到。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里面提到，经络只有具备内视的人才能觉知。我们只能相信脉络、相信五脏、相信气运等等，但我们很难看见经络、脏气等。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医的大前提决定了它无法成为自然科学。当然可能会有借鉴的地方，但这跟中医西化是完全两码事。

 　　 　　另外中医的概念往往不是对应客观的实体，而是对应特定的功能！这点很重要。西方一直认为语言、概念背后有实体来对应，但中国很早就认为语言表达的是一种功用而不是实在！所谓五脏、六腑等概念，在中医里面是指人体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具体解剖学意义上的实体，虽然两者有关联。好比我老人家的胃还没且切掉，但是功能坏了，中医就可以说我“胃气绝”。但是反过来可不成立，不能说切了胆还说胆气未损，人体的替代能力没这么强。

 　　 　　所以，从体系建构模式来看。中医来源于一个演绎体系，而且体系的诸多前提不是来源于日常经验观察而是来源于特殊精神状态下的洞察，而且大前提不变。而自然科学是归纳体系，借用了演绎体系如数学等为辅助，大前提是市场变化的。中医的语言体系是功能性语言，用语言表表述系统的变量。而自然科学的语言是描述性语言，用概念来描述静止的实体。两个体系差别太大了，很难合在一起。与其徒劳无功的做中医科学化运动，不如回过头来看看中医的本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