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禅雅社-写经:书法与佛法

我们从神龟五年（公元728）《长屋王愿经》的跋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写经所较为完整的组织形式。跋文中记有写经生、初校牛、冉校生、装潢、检校使、检使等各项承担者的名字。这l系列的组织形式与在我国隋唐时期的《老子化胡经》、《妙法莲华经》的跋文中所见是一一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奈良时代是忠实地承袭唐制的，崇尚法度的初唐书风也给写经事业带来巨大影响。奈良时代将写经看做是一桩非常神圣的事业，写经生是在写经所的严格规定之下抄写佛经。为表示对佛法的虔诚与尊敬，写经必须用小楷书写，不允许有随意的举动，个允许有错字、漏字的存在，大量的写经经卷充当着传播佛教教义的教科书的作用。
    日本的古写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中找到印证。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南北朝写经与石刻佛经也会对初唐书家书风的形成起到，定的作用。“尚法”的唐代书风也正适应了写经所抄写佛经的要求。写经是以弘扬佛这一的实用性目的为出发点的，并非以审美欣赏为目的，准确无误、字体优美，谨严端正是其理想标准。佛经每行通常为十七字式，由于需书写众多的文字，既要求书写快捷，义要求端正上稳，为此，便产生了适合写经的一种书风——写经体。写经所拥有一整套严格规定的程式，按写经质量来实行奖惩，以显。；出宗教的神圣性、庄严性，并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极为严肃的宗教气氛，以培植牢固的宗教感情。
    继奈良朝之后的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与中国先进文化的频繁交往中，在朝夕沉浸于摄取晋唐文化的时代风气之下，终于孕育和造就了真正意义卜的书法家“平安三笔”和‘旧本三迹”。这一时代在宗教、文学、艺术诸多领域都充满着旺盛的革新精神。这一时期，对于文化史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就日本书道史而言，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进入十一世纪后，与和样书体写经文字相协调的一大批装饰经夺目登场了。写经也就同众多的和歌集一样，带上了浓厚的装饰趣味和丰富多姿的视觉效果；在各种颜色的写经料纸上，撒上金银箔，并描一绘出纤细精巧的图案或大和绘纹样，配上水晶或玛瑙轴头，卷绳和条带也十分考究，绚丽豪华，正与平安王朝优雅安逸的生活色彩相一致。
    这一时期，在众多的装饰经中，《法华经》居于首位。根据这部经的教诲，写经可以积功德，并且说女性也可以成佛，于是，对这部经典的信仰就深深地扎根于女性的社会生活中。
    现存日本最古的装饰经为《久能夺经》一品经。使用的料纸极尽妍丽，在散金纸上彩绘出各种图案，每卷写经无一雷同，各具特色。这部一品经仅散失《五百弟子品》、《分别功德品》三卷，其余的写经分＿别藏在铁舟寺、五岛美术馆、武藤家、东京国立博物馆等。这部写经一极好地表现出崇尚豪华的平安贵族唯美于义的生活情调，同时也反映出往日尊严的宗教已走向世俗化的倾向。
    此外，还有一大批素以华美著称的装饰经。如平氏一门为祈祷繁荣而奉纳给严岛神社的《平家纳经》和《法华经》，写经与文字、绘画相结合，始创出一种新的气氛。
  一平安后期的佛教，则转向祈祷国泰民安、圣寿万岁和五谷丰登，将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现世的利益上。佛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从贵族上流社会的唯美生活所陶冶出来的装饰写经，甚至带有一种游戏般的性格。从宗教的立场上来说这或许要成为批判的对象，但从另一  角度而言，它却为日本书道史留下了灿烂多姿的文化遗产。
      以上我们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佛教写经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抄写佛经作为传播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媒介，它给日本带来了文化的觉醒，同时也给书法带来了启蒙。日本人为了缩短与中国文化和书法的  距离，在与中国频繁交往中，络绎不绝地派遣僧侣进行文化引进，建设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写经在日本书道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存在，通  过写经，日本书道技艺始波及全国，使全民的书法水平迅猛提高。写  经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媒介，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为外来文化涌入日本创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写经中透露出日本人对六朝书
风的仰慕，对唐代书风的吸取与借鉴，以及接受外来文化中所选择的  自我否定和求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