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劲松
龙门造像题记是碑刻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擅长修史。这既表明我们不愿意忘记过去，同时也是为了总结前车之鉴，当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修史的 延伸，便是刻碑纪事的出现。中国人喜欢刻碑，正是要求纪事的不朽。这种喜好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记载秦国国君游猎之事的《石鼓文》。
综观中国石刻艺术史，则汉代是书法艺术的初创期，各种字体俱备。西汉以小篆著称，小篆即秦篆，至此臻于鼎盛；东汉则是隶书发展之极至。南北朝是篆隶向 楷书的过渡期，至唐代楷书走向成熟。相对而言，唐代刻石虽然极受文人重视，走进帝王士大夫的雅逸之中，但亦因书法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束缚，所以 庸人在书风上精究结构，严守法度，注重外在形式，如九宫格即为唐人之发明。相反，以魏碑为代表的南北朝书法虽然有许多不规范之处，但却因为处于两种书体的 过渡期，上承秦汉篆隶之遗绪，下启隋唐楷法之端倪，隶楷错变，无体不有，处处充满变化和生机，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搏动，所以就艺术性来说，无疑高出唐人一 筹。这也是历代书家极力推崇魏碑的原因所在。
再就南北朝而论，北朝的石刻艺术显然又高于南朝。
在数量极多、艺术性极强的北朝碑刻中，龙门造像题记又是人们公认的佼佼者，尤其是《龙门二十品》，历来被人们奉为圭臬。康有为称龙门造像题记自为一体，并将之同云峰石刻并举，称二者分别为方笔和圆笔的“极轨”。
完美结合
历史上，北朝一直存在鲜卑族与汉文化相融合的趋势。北魏建国 (386年)伊始，便注重联合汉族世家大族，吸引汉族人士充实统治机构。孝文帝迁洛，目的之一就是要寻求汉化。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将拓跋氏改为 元姓，自名元宏；在服饰、语言、婚姻、姓氏、祭祀等方面，都力求与中原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习俗传统相一致。孝文帝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胡人”，认为自 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属北魏时期的作品，云岗造像的模式化与龙门造像的世俗化就反应了这一融合过程。
如果说龙门石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且达到艺术上的成熟期和鼎盛期的话，我认为，其民族化、成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造像与题记的完美结合。类似的题 记在云冈早期石窟中不多见，在此之前的其它石窟也不多见。因而它是龙门石窟的一大特色。研究表明，北魏中型窟龛的造像题记，一般在设计窟龛时便予以统一布 局，即在龛旁划出一定位置刊刻题记。可见题记与造像是并重的，题记并不像展览会上别在展品上的标签可有可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题记的 艺术价值。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广一点，就会看到龙门造像题记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外来的佛教艺术同中国本土的书法艺术的完美结 合。喜欢佛教艺术的人都知道，公元一世纪大月氏入主犍陀罗，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及中印度的秣菟罗等国，建立贵霜王朝(1—5世纪)，由于国王迦腻色迦 提倡佛教，犍陀罗的艺术家们便在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这种艺术后来又随佛教传人我国，汇聚到中国民族艺术的长河 中。可以说．佛教雕塑艺术同石刻书法艺术的结合不仅始于龙门，亦大成于龙门。而且，二者结合之完美，以至我们几乎忘记了一个来自于他乡，一个纯属国粹。
佛教的审美情趣是龙门造像题记的灵魂和特质
说起佛法对书法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佛法对写经书法、佛法对碑刻书法、佛教义理对书法理论三个方面。在理论上的影响，我们只要翻翻唐宋以后的书沦便会分 晓。写经和碑刻都是佛教修行的具体实践，在北朝影响广泛的《法华经》就有“五种法师”之说。龙门造像题记表明，从事造像事业的都是佛教信徒。以雕凿最早的 古阳洞为例，不用说孝文帝以及支持他推行汉化的大臣们都是标准的佛教徒，就是那些从事劳作的工匠们也都自称“佛弟子”。像孙秋生等二百多人的造像组织，在 北朝称为“义邑”，它是由信仰佛教的在家和出家信徒所组成，有时也有官吏参加。从题记的内容来看，造像的目的是为了“国祚永隆”、圣皇“寿比南山”、“父 母康延”、患者早恙、世道安宁、“离苦解脱”，“速得成佛”，等等，一言以蔽之，即《法华经》所说的“现世安稳，后生善处”，表达了人们对终极的关怀和对 生命的渴求。这就是为什么造像题材中人们总是特别热衷于选择未来佛弥勒和西方净土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的缘故。
正因为从皇帝到工匠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们内心世界对佛的信仰和本来具有的“佛性”必然会流露在他们的笔下和刀下。换句话说，他们完成的一件件精 美的艺术品实即他们内在生命的外化。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在不具备现代各种手段的情况下，竟然会雕造出现代人望尘莫及的佛像，雕刻出具有如此 魅力的书法作品。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走进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作为佛教徒们精神世界的显现，龙门造像题记既具有一般魏碑书法的特点，如康氏所讲的“十美”，更具有当时佛教的审美情趣。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成佛，而佛 的境界是如如不动的，所以题记的美主要体现在“静穆”这一点上。尽管题记的字体大小不等，章法上也不象唐代碑刻那样整齐有序，但不齐中仍然体现出“静穆” 的特性来。其中“静”是本源性的，是最高的审美标准；“穆”则是“静”的外在体现，具有宽宏、凝重、肃穆、和谐等内涵。总而言之，龙门造像题记因雕造者们 内心佛界的外化而“自为一体，意象相近”，以至人们称之为“龙门体”。
结语
综上所述，龙门造像题记是整个碑刻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外来的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的书法艺术相融合的产物。这种 文化的融合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在，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尤其显出它的时代意义。前些年，西方学者曾提出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 文明与文明之间本质上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人类未来的战争将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对此，东方有识之士认为，文明与文明虽免不了有时会产生磨擦，但却可 以互补，可以融合，东方古代文化，诸如龙门的造像与题记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宋人朱长文曾言：“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龙门造像题记的妙处就在于它不仅是形而下的“技艺”，更是以书载道。它展现的是古代艺术家们内在的生命世界，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