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卷子书体的变迁
楷书
纸产生后书写物的形式即由简牍演变为卷子，卷子在七八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此期间，书体方面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现在称为楷书的书体。
确切地说，隶书是为了在木简上书写应运而生的。与此相对应的是，楷书则是作为在纸上书写的书体而产生的。按时代顺序排列几万件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 就可发现，其初期，也就是3～4世纪的卷子仍为隶书体，乃至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的书体。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书体的笔划逐渐变得柔和了。从遗物上看，大体 在600年前后，就朝代而言，则在隋朝时形成了现在称为楷书的书体。换句话说，纸产生之初，依然使用着原来用于木简的鹿毛笔，写着与过去相同的字体。但 是，在柔软的新材料上书写，原来的笔似乎已不大好用了，因而也就渐渐地改用了以柔软材料制成的笔，最后稳定在兔毛笔上。
使用兔毫竹管笔在纸上写字是颇费工夫的，为与过去的隶书相区别，这种要花功夫的书体就被叫做楷书。从隶书到楷书楷书并不是在纸被使用的同时突如其来地 产生的。如前所述，隶书是逐渐变化为楷书的。因此，在5～6世纪的写本中所见到的书体实际上是过渡性的，可以说是介乎隶与楷之间的书体。其实，隶书到哪里 为止，又从哪里开始被称为楷书，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如果勉强地对这一时期的书体加以命名的话，只有称其为“正书”。所谓正书，是指那种与行书、草书相 对的非率意书写的书体。正规的儒、道、佛教的经典，都不用行书、草书来书写。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中，4～5世纪的写本，特别是附有日期的写本不太 多。但是进入6世纪，仅附有日期的写本即达数十件，并且从6世纪初到6世纪末，除有一处中断以外，其余的大体都是以三四年的间隔排列下来的。而且考察这一 时期书体的变迁，就可以发现在几个时间中的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敦煌，出于某种目的而建有写经的机构，往往在同一时间里大量写经，尽管一个写经所的书体存在着书手间的差异，但作为整体而言却是颇为相似的。后设立 的写经所的书体，尽管时代一般只隔了几年或十几年，但却可能以与前一个写经所完全不同的书体书写。同一个写经所的书手们往往是从师于同一位师匠的一群弟 子，而且他们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相同的。因此，一个写经所的经文就呈现出其独特的外部特征，从而易于与其他写经所的作品相区别。经过这样几个阶段之后，楷书 就最后形成了。
最初阶段的例子是511～514年间，在北魏统治下，由敦煌地方政府设立的写经所。其为首者名叫令狐崇哲。迄今为止，我们见到了11件这一写经所的遗物，其中有三件就是令狐狐崇哲自己书写的。笔致都是刚健有力的。用免毫笔的话，是写不出这样有力度的笔划的。
下一个阶段是十几年以后北魏皇族、东阳王元太荣担任敦煌地区长官时的一批发愿写经。元太荣在530～534年间写了几百卷经，其中几件今天仍可见到。 这批写经虽与令狐崇哲相隔不到二十年，但使用的却是笔意完全不同的稍带行草意味的书体。与前一阶段相比要更柔和，已略近于楷书，但仍不是用兔毫笔书写的。
在此之后，真正的楷书出现了。当然，这种书体的写经不是在敦煌一带书写的，而是6世纪末，在隋都长安宫廷中书写的。相传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笃信佛教， 她一生中修建了很多佛寺。与此同时，还写了46套《一切经》捐赠给各个寺院，其中的两件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而出现在敦煌写本之中，这两件写经分别带有588 年、589年佛诞日的日期。此外还有一件皇子之妃于588年捐赠的卷子。这些卷子都使用最上等的薄麻纸，由宫廷中优秀的写经生书写，字体相当漂亮。这一时 期的写本可作为一个阶段。就其他的一般写本而言，隶书的笔意在迅速地消失。随着长安的标准书体的楷书化，这种书体开始在全国普及了。
北鹿南兔之说
敦煌写本几乎全部是在当地书写的，但也混有极个别的写于长安或内地某处的写本如前所述。隋统一南北（580年）以前的两个多世纪中，中国正处于南北分 裂状态，因此所谓内地，实际大部分是北朝系统的东西。在数万件写本中仅混有三件在南朝书写的写本。其中一件是南朝梁天监五年（506年）书写于建康（今南 京）的《涅槃经》的一个断片（斯坦因搜集）。将其与书写时间相近的敦煌令狐崇哲一派的书作相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是颇为明显的。这种不同不仅仅是技法——运 笔方法的不同，而且笔本身显然也存在区别。南朝的笔意显得柔和，表明当时在南方已使用兔毫笔。南方的书体与后世真正的楷书书体已相当接近。
过去的研究者根据不全面的资料，提出“北碑南帖”之说，来论述南北书风的不同。实际上，不管是碑还是帖，都只是书迹的复制。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写 本，从这些写本上可以明显看出南北两地的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是由于制笔材料的不同而造成的。这种差异应该叫做“北鹿南兔”。
随着隋的统一天下，楷书成为标准书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须认真谈谈。在隋唐时代，南朝风的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在文字书作方面，可以说表现得相当典 型。并且正是由于天下统一了，才可能在长安，甚至在敦煌这样的边陲地区能够使用兔毫竹管笔。如前所述，长安、敦煌并不出产竹子，这里使用的竹子必须从遥远 的南方运来。很多现象说明当天下发生变乱时，敦煌一带就再无法用这种笔了。处于边地的敦煌，在分裂时代要搞到兔毫竹管笔无疑是极为困难的。
楷书的极致
楷书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达到它发展的高峰。既使是今天，学习楷书的人所使用的范本，仍是7世纪的虞世南到8世纪的颜真卿的作品的 复制品。超过他们的楷书，在虞、颜以后的一千几百年间始终未曾出现。前面提到在敦煌曾发现过几件隋代宫廷书写的优秀的写经卷子，而来自唐代宫廷的写经也有 30件左右。这些写经都用工整、漂亮的楷书书写在上等的厚麻纸上，在敦煌写本中显得格外突出。全部写经均为《法华经》或《金刚般若经》，写于 671～677年间。仅残存于敦煌一地的卷子就有这么多，由此可以肯定，在当时宫廷的写经所里，一定书写了相当多的卷子。
长安的这一写经所，起初是虞世南的儿子虞昶主持，后来是阎玄道（似乎是画家阎立本的儿子或侄子）主持，拥有几十到几百个写经生。不仅有专职的写经生， 连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宫廷图书馆的楷书手也多被动员起来参与写经。这些楷书手的地位并不高，但却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非确实优秀的人不予采用。可以认 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成为晋升高级官吏的有利的台阶。总的说来，尽管他们达不到虞世南、欧阳询那样“书圣”的水平，但作为长安的一流书手还是不勉强的。
在这一宏大的写经事业的数年前，儒家标准经典的《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于660年结束（654年？）。在当时，任用高级官吏的考试制度——科举制渐渐 走上了轨道，但供应试者学习的典籍却准备得不很充分。书籍的数量固然成问题，但即使是同一种书，在长年以写本方式流传的过程中，不同写本之间在内容上也有 了相当大的不同，更严重的是，南朝与北前甚至对经典的解释都不相同。在这一背景下，唐朝才着手编纂包括《五经》本文与注释在内的“定本”，并颁布全国。要 使这一定本流行于唐四百余州，就需有很大数量的卷子。各州只有预先缴纳钱款才可得到很少几部。在印刷术产生之前，这类卷子不仅要求书写内容正确，甚至要求 准确地表现出每个字的正确的书体。可以肯定，在670年前后被动员起来书写这几万卷佛典的楷书手中，一部分在660年前后就书写过《五经正义》。
敦煌的“硬笔”书
与外形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书体的问题。敦煌石室中被发现的文书几乎全部是用硬笔书写的。不过，由于这是敦煌或吐鲁番地区的特殊情况，所以，所有这种类型的书都并非是在当时的中国的硬笔书写。
原因是8世纪末敦煌已遭到吐蕃入侵，同中国的联系被切断了。敦煌的人们用于作书的材料很匮乏，笔同纸张一样，也很缺乏。当时的笔是兔毫竹管笔，但由于 华北并不出产竹子，所以即便是长安，笔恐怕也是相当贵重的乐西。可以认为，远处边境的敦煌，即使是在平时，也是不大能使用得上的，若再变成外族的统治地 区，就更没有希望得到笔了。
但是，新来的占领者们用木笔及苇笔书写吐蕃文的作法启发了当地人，敦煌的汉人们也很快地使用这种笔来书写汉字。通观整个吐蕃占领时代，用硬笔写的文书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如此，在摆脱异族占领之后，用毛笔书写的文书仍很少见，文书几乎都是用硬笔书写的。
在敦煌没有发现当时使用的硬笔的实物，但斯坦因在其西面的米兰遗址中却发现了几块残片。其材料有木头、也有苇子。当时，这个地区与敦煌同样，都处在吐 蕃统治之下，从那里发现了吐蕃文的木简和纸质文书，所以那里发现的笔也就被认为是当地的吐蕃人使用的硬笔。可以认为在处于同样条件之下的敦煌，汉人们使用 的硬笔也是同样的东西。
除文书类之外，用小字书写的佛典注释、僧尼的戒律书、讲义的笔记之类基本都是用硬笔书写的，换句话说，在“卷子的尊严”一章中提及的非“标难形式”的 卷子大抵都是用硬笔写的。一般认为，一个相当明显的区别是，除正规的经典以外，用毛笔书写的文书均在8世纪末吐蕃占领之前，而用硬笔书写的文书均在这之 后。只是书写标准形式的卷子时，8世纪之后也仍然使用毛笔。
然而，1964年我在伦敦参观斯坦因搜集的物品时，感到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说得更确切些，这次参观成为我产生新看法的契机。在大英博物馆参观的第 二天，我在未登录的斯坦因搜集的小断片中，发现了一个附有图画的《观音经》即《法华经》普门品的册子。图画的线条很硬，一望可知是用硬笔绘制的。册子后半 部分的正文与其他册子一样，也是用硬笔书写的。然而我感觉到前半部分的正文相当粗拙，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先用硬笔写了一遍之后，又描了一遍，特别是起笔处 和收笔处描得很粗，与毛笔的笔法相似。我认为这是一件珍品于是把整整一册都拍了下来。但由于当时的照片制作技术还不大高明，所以1967年再度访问伦敦时 又重拍了一次，后将全卷按原有尺寸放大并刊登在《墨美》一七七号（1968年3月）之上。初次访问伦敦，我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用硬笔书写的《观音经》。 然而回到京都以后，出于某种需要，又重新看了一遍斯坦因搜集品的全部照片。又将带回来的伯希和卷子的照片都洗印出来，开放大了许多。于是才渐渐看出来，在 从前认为是毛笔书写的标准形式的卷子中，确有很多是像前举《观音经》那样用硬笔再描一次，即用被习字先生斥为“描画”的笔法写出来的。
9世纪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建立了大规模的写经所，一百多名汉人写经生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在那里，不仅吐蕃文写本是用硬笔书写的，甚至连汉 文写本也是用硬笔书写。只是由于他们的描字术很高明，若只看从前放大不多的照片，不易看出来而已。以前述的拙劣的〈观音经〉为契机，这一事实才变得清楚起 来。在这里请大家看一下放大的照片。
近来，中国的优秀学者发表了论述敦煌写本的书风的文章。其中，同时列举了几件以硬笔书写的写本和以毛笔书写的写本，并给予硬笔写本以“疏逸”、“圆 劲”、“古朴雄厚”的评语。在古文书学范围中，以专门内容为研究对象，尤其以硬笔书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很少。在古文书学中，为了判断年代，有 时是需要对此特别加以注意的。在过去，根本不被重视的硬笔书写本在敦煌写本中，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达六成甚至七成。用毛笔书写的写本很少。今后在整理和 研究敦煌写本的过程中，这应该作为一个大的研究课题。
如前所述，敦煌的汉人是从吐蕃人那里学会使用硬笔。其意义在于使硬笔的使用变成普通的事情了，当时硬笔书本身固然还很少，但是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流行 了。人们所熟悉的带有729年纪年的名为《要行舍身经》的伪经写本以及有743年纪年的《大乘起信论》的注释本等都属此类。这两者都不是正规的经典，是没 有使用毛笔特权的人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用硬笔书写的。
硬笔的使用时间还可上溯，在汉代木简中，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硬笔书。人类在最初创造文字时，或者在描画尚不能叫做文字的图画时，肯定是使用石片或木片 在地面上描画线条的。后来变为在木板片之类物品上书写，此时仍使用与最初同样的工具，在较平的表面上刻出痕迹。一旦有了让木片蘸上墨的努力，硬笔就产生 了。此类的工具作为人们的书写用具肯定是极原始的，不过，一旦他们努力思索，使用手边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创造，因此其生命就会永存。正像大家所知道的 那样，在使用阿拉伯文字的伊斯兰诸国中，木质硬笔即使在今天，也是最平常的用笔。
转自：国学网
纸产生后书写物的形式即由简牍演变为卷子，卷子在七八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此期间，书体方面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现在称为楷书的书体。
确切地说，隶书是为了在木简上书写应运而生的。与此相对应的是，楷书则是作为在纸上书写的书体而产生的。按时代顺序排列几万件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 就可发现，其初期，也就是3～4世纪的卷子仍为隶书体，乃至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的书体。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书体的笔划逐渐变得柔和了。从遗物上看，大体 在600年前后，就朝代而言，则在隋朝时形成了现在称为楷书的书体。换句话说，纸产生之初，依然使用着原来用于木简的鹿毛笔，写着与过去相同的字体。但 是，在柔软的新材料上书写，原来的笔似乎已不大好用了，因而也就渐渐地改用了以柔软材料制成的笔，最后稳定在兔毛笔上。
使用兔毫竹管笔在纸上写字是颇费工夫的，为与过去的隶书相区别，这种要花功夫的书体就被叫做楷书。从隶书到楷书楷书并不是在纸被使用的同时突如其来地 产生的。如前所述，隶书是逐渐变化为楷书的。因此，在5～6世纪的写本中所见到的书体实际上是过渡性的，可以说是介乎隶与楷之间的书体。其实，隶书到哪里 为止，又从哪里开始被称为楷书，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如果勉强地对这一时期的书体加以命名的话，只有称其为“正书”。所谓正书，是指那种与行书、草书相 对的非率意书写的书体。正规的儒、道、佛教的经典，都不用行书、草书来书写。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中，4～5世纪的写本，特别是附有日期的写本不太 多。但是进入6世纪，仅附有日期的写本即达数十件，并且从6世纪初到6世纪末，除有一处中断以外，其余的大体都是以三四年的间隔排列下来的。而且考察这一 时期书体的变迁，就可以发现在几个时间中的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敦煌，出于某种目的而建有写经的机构，往往在同一时间里大量写经，尽管一个写经所的书体存在着书手间的差异，但作为整体而言却是颇为相似的。后设立 的写经所的书体，尽管时代一般只隔了几年或十几年，但却可能以与前一个写经所完全不同的书体书写。同一个写经所的书手们往往是从师于同一位师匠的一群弟 子，而且他们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相同的。因此，一个写经所的经文就呈现出其独特的外部特征，从而易于与其他写经所的作品相区别。经过这样几个阶段之后，楷书 就最后形成了。
最初阶段的例子是511～514年间，在北魏统治下，由敦煌地方政府设立的写经所。其为首者名叫令狐崇哲。迄今为止，我们见到了11件这一写经所的遗物，其中有三件就是令狐狐崇哲自己书写的。笔致都是刚健有力的。用免毫笔的话，是写不出这样有力度的笔划的。
下一个阶段是十几年以后北魏皇族、东阳王元太荣担任敦煌地区长官时的一批发愿写经。元太荣在530～534年间写了几百卷经，其中几件今天仍可见到。 这批写经虽与令狐崇哲相隔不到二十年，但使用的却是笔意完全不同的稍带行草意味的书体。与前一阶段相比要更柔和，已略近于楷书，但仍不是用兔毫笔书写的。
在此之后，真正的楷书出现了。当然，这种书体的写经不是在敦煌一带书写的，而是6世纪末，在隋都长安宫廷中书写的。相传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笃信佛教， 她一生中修建了很多佛寺。与此同时，还写了46套《一切经》捐赠给各个寺院，其中的两件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而出现在敦煌写本之中，这两件写经分别带有588 年、589年佛诞日的日期。此外还有一件皇子之妃于588年捐赠的卷子。这些卷子都使用最上等的薄麻纸，由宫廷中优秀的写经生书写，字体相当漂亮。这一时 期的写本可作为一个阶段。就其他的一般写本而言，隶书的笔意在迅速地消失。随着长安的标准书体的楷书化，这种书体开始在全国普及了。
北鹿南兔之说
敦煌写本几乎全部是在当地书写的，但也混有极个别的写于长安或内地某处的写本如前所述。隋统一南北（580年）以前的两个多世纪中，中国正处于南北分 裂状态，因此所谓内地，实际大部分是北朝系统的东西。在数万件写本中仅混有三件在南朝书写的写本。其中一件是南朝梁天监五年（506年）书写于建康（今南 京）的《涅槃经》的一个断片（斯坦因搜集）。将其与书写时间相近的敦煌令狐崇哲一派的书作相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是颇为明显的。这种不同不仅仅是技法——运 笔方法的不同，而且笔本身显然也存在区别。南朝的笔意显得柔和，表明当时在南方已使用兔毫笔。南方的书体与后世真正的楷书书体已相当接近。
过去的研究者根据不全面的资料，提出“北碑南帖”之说，来论述南北书风的不同。实际上，不管是碑还是帖，都只是书迹的复制。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写 本，从这些写本上可以明显看出南北两地的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是由于制笔材料的不同而造成的。这种差异应该叫做“北鹿南兔”。
随着隋的统一天下，楷书成为标准书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须认真谈谈。在隋唐时代，南朝风的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在文字书作方面，可以说表现得相当典 型。并且正是由于天下统一了，才可能在长安，甚至在敦煌这样的边陲地区能够使用兔毫竹管笔。如前所述，长安、敦煌并不出产竹子，这里使用的竹子必须从遥远 的南方运来。很多现象说明当天下发生变乱时，敦煌一带就再无法用这种笔了。处于边地的敦煌，在分裂时代要搞到兔毫竹管笔无疑是极为困难的。
楷书的极致
楷书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达到它发展的高峰。既使是今天，学习楷书的人所使用的范本，仍是7世纪的虞世南到8世纪的颜真卿的作品的 复制品。超过他们的楷书，在虞、颜以后的一千几百年间始终未曾出现。前面提到在敦煌曾发现过几件隋代宫廷书写的优秀的写经卷子，而来自唐代宫廷的写经也有 30件左右。这些写经都用工整、漂亮的楷书书写在上等的厚麻纸上，在敦煌写本中显得格外突出。全部写经均为《法华经》或《金刚般若经》，写于 671～677年间。仅残存于敦煌一地的卷子就有这么多，由此可以肯定，在当时宫廷的写经所里，一定书写了相当多的卷子。
长安的这一写经所，起初是虞世南的儿子虞昶主持，后来是阎玄道（似乎是画家阎立本的儿子或侄子）主持，拥有几十到几百个写经生。不仅有专职的写经生， 连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宫廷图书馆的楷书手也多被动员起来参与写经。这些楷书手的地位并不高，但却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非确实优秀的人不予采用。可以认 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成为晋升高级官吏的有利的台阶。总的说来，尽管他们达不到虞世南、欧阳询那样“书圣”的水平，但作为长安的一流书手还是不勉强的。
在这一宏大的写经事业的数年前，儒家标准经典的《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于660年结束（654年？）。在当时，任用高级官吏的考试制度——科举制渐渐 走上了轨道，但供应试者学习的典籍却准备得不很充分。书籍的数量固然成问题，但即使是同一种书，在长年以写本方式流传的过程中，不同写本之间在内容上也有 了相当大的不同，更严重的是，南朝与北前甚至对经典的解释都不相同。在这一背景下，唐朝才着手编纂包括《五经》本文与注释在内的“定本”，并颁布全国。要 使这一定本流行于唐四百余州，就需有很大数量的卷子。各州只有预先缴纳钱款才可得到很少几部。在印刷术产生之前，这类卷子不仅要求书写内容正确，甚至要求 准确地表现出每个字的正确的书体。可以肯定，在670年前后被动员起来书写这几万卷佛典的楷书手中，一部分在660年前后就书写过《五经正义》。
敦煌的“硬笔”书
与外形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书体的问题。敦煌石室中被发现的文书几乎全部是用硬笔书写的。不过，由于这是敦煌或吐鲁番地区的特殊情况，所以，所有这种类型的书都并非是在当时的中国的硬笔书写。
原因是8世纪末敦煌已遭到吐蕃入侵，同中国的联系被切断了。敦煌的人们用于作书的材料很匮乏，笔同纸张一样，也很缺乏。当时的笔是兔毫竹管笔，但由于 华北并不出产竹子，所以即便是长安，笔恐怕也是相当贵重的乐西。可以认为，远处边境的敦煌，即使是在平时，也是不大能使用得上的，若再变成外族的统治地 区，就更没有希望得到笔了。
但是，新来的占领者们用木笔及苇笔书写吐蕃文的作法启发了当地人，敦煌的汉人们也很快地使用这种笔来书写汉字。通观整个吐蕃占领时代，用硬笔写的文书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如此，在摆脱异族占领之后，用毛笔书写的文书仍很少见，文书几乎都是用硬笔书写的。
在敦煌没有发现当时使用的硬笔的实物，但斯坦因在其西面的米兰遗址中却发现了几块残片。其材料有木头、也有苇子。当时，这个地区与敦煌同样，都处在吐 蕃统治之下，从那里发现了吐蕃文的木简和纸质文书，所以那里发现的笔也就被认为是当地的吐蕃人使用的硬笔。可以认为在处于同样条件之下的敦煌，汉人们使用 的硬笔也是同样的东西。
除文书类之外，用小字书写的佛典注释、僧尼的戒律书、讲义的笔记之类基本都是用硬笔书写的，换句话说，在“卷子的尊严”一章中提及的非“标难形式”的 卷子大抵都是用硬笔写的。一般认为，一个相当明显的区别是，除正规的经典以外，用毛笔书写的文书均在8世纪末吐蕃占领之前，而用硬笔书写的文书均在这之 后。只是书写标准形式的卷子时，8世纪之后也仍然使用毛笔。
然而，1964年我在伦敦参观斯坦因搜集的物品时，感到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说得更确切些，这次参观成为我产生新看法的契机。在大英博物馆参观的第 二天，我在未登录的斯坦因搜集的小断片中，发现了一个附有图画的《观音经》即《法华经》普门品的册子。图画的线条很硬，一望可知是用硬笔绘制的。册子后半 部分的正文与其他册子一样，也是用硬笔书写的。然而我感觉到前半部分的正文相当粗拙，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先用硬笔写了一遍之后，又描了一遍，特别是起笔处 和收笔处描得很粗，与毛笔的笔法相似。我认为这是一件珍品于是把整整一册都拍了下来。但由于当时的照片制作技术还不大高明，所以1967年再度访问伦敦时 又重拍了一次，后将全卷按原有尺寸放大并刊登在《墨美》一七七号（1968年3月）之上。初次访问伦敦，我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用硬笔书写的《观音经》。 然而回到京都以后，出于某种需要，又重新看了一遍斯坦因搜集品的全部照片。又将带回来的伯希和卷子的照片都洗印出来，开放大了许多。于是才渐渐看出来，在 从前认为是毛笔书写的标准形式的卷子中，确有很多是像前举《观音经》那样用硬笔再描一次，即用被习字先生斥为“描画”的笔法写出来的。
9世纪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建立了大规模的写经所，一百多名汉人写经生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在那里，不仅吐蕃文写本是用硬笔书写的，甚至连汉 文写本也是用硬笔书写。只是由于他们的描字术很高明，若只看从前放大不多的照片，不易看出来而已。以前述的拙劣的〈观音经〉为契机，这一事实才变得清楚起 来。在这里请大家看一下放大的照片。
近来，中国的优秀学者发表了论述敦煌写本的书风的文章。其中，同时列举了几件以硬笔书写的写本和以毛笔书写的写本，并给予硬笔写本以“疏逸”、“圆 劲”、“古朴雄厚”的评语。在古文书学范围中，以专门内容为研究对象，尤其以硬笔书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很少。在古文书学中，为了判断年代，有 时是需要对此特别加以注意的。在过去，根本不被重视的硬笔书写本在敦煌写本中，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达六成甚至七成。用毛笔书写的写本很少。今后在整理和 研究敦煌写本的过程中，这应该作为一个大的研究课题。
如前所述，敦煌的汉人是从吐蕃人那里学会使用硬笔。其意义在于使硬笔的使用变成普通的事情了，当时硬笔书本身固然还很少，但是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流行 了。人们所熟悉的带有729年纪年的名为《要行舍身经》的伪经写本以及有743年纪年的《大乘起信论》的注释本等都属此类。这两者都不是正规的经典，是没 有使用毛笔特权的人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用硬笔书写的。
硬笔的使用时间还可上溯，在汉代木简中，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硬笔书。人类在最初创造文字时，或者在描画尚不能叫做文字的图画时，肯定是使用石片或木片 在地面上描画线条的。后来变为在木板片之类物品上书写，此时仍使用与最初同样的工具，在较平的表面上刻出痕迹。一旦有了让木片蘸上墨的努力，硬笔就产生 了。此类的工具作为人们的书写用具肯定是极原始的，不过，一旦他们努力思索，使用手边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创造，因此其生命就会永存。正像大家所知道的 那样，在使用阿拉伯文字的伊斯兰诸国中，木质硬笔即使在今天，也是最平常的用笔。
转自：国学网
不得不戒
2007-12-22 09:23:49
评论:0
阅读:601
引用: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