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池悟语
关于这次活动,新文字做了详细的报道,请参考他在书法江湖的文章和书法文化网的帖子。该文章中已经记载了少许见解的碰撞。然后又有刘兆彬先生的重磅作品“日书万字”书写体验活动批判,对该活动褒贬互见。此外还有人直接出来斥责日书万字活动为做秀。心平气和的探讨和激烈的驳斥往往交互出现,看来这个问题触动了正反双方敏感的神经,这必定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参与当时活动,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对于接踵而来的争论,也没发表任何言论。但是时间过去,却心底不能释怀,于是有了秋后算账的想法

日书万字之所以引发这么多争议,大致集中于两点:书写速度问题和修学方法问题。这两个问题看起来是书法内部的争议,其实它涉及到更广泛的思想背景,包含了东方道艺的一些核心内容,因此值得我们对它一辨再辨。对于义理的探讨,尤其应该感谢提供反对意见的一方,是他们的观点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我们不妨先从刘兆彬先生提出的速度问题谈起,这是个比较显要的问题。虽说刘兄的文章比较周到,但是从一系列往返辩难来看,他还是倾向于迟而不是速,这同梅花道场一贯提倡速度毕竟不同。
关于书写速度问题,不能不从《非草书》开始。《非草书》的主要论点有二:1、草书出身不好;2、学草书是玩物丧志。赵壹认为,草书起源于秦末政事繁杂不暇正书。认为草书来源于实用目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它没法解释草书何以成为一种高度发达的艺术。文革大字报也不少,出了几个文革书法家?赵壹认为上古没有草书,所以 篆籀正书才是高雅文字,草书是俗体。但是我们目前考古发现最古老的成篇陶文,恰好是草书,比甲骨文早一千多年。那么赵壹认为草书是出身不好的俗体的观点可以打住了。其二,赵壹认为投入学字是浪费生命,这跟草书不草书无关,他批评的是所有的正统儒家思想之外的所有技艺。而汉末,是儒家思想最为僵化并接近崩溃的时期。赵壹的说法当时有道理,就像我们尊敬的社论一样,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可能接近荒唐而不值一提。
但是赵壹的文章中提到“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可见当时日常书写速度非常快,而学草书者犯了下笔迟缓的错误。从历史上看,不仅草书书写速度快,其实篆书、隶书、楷书、行书书写速度都非常快。以前我们只能看到契刻篆书,从中无从推断书写速度,但是自从有了竹帛文字的出土,我们可以断定当时书写一定具有相当的运笔速度,绝对不是清人猜测的笔笔回转。当然,大字、碑铭或者题额因为意义特殊除外。因为后人见到的大多是碑铭和题额,对于速度的误解也难免。除了篆书,唐楷的书写也具有相当的速度,这不仅可以在写经中看出来,在一些碑刻中也能看出来。我经常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看到其中唐代楷书碑刻,字画飞动流畅,神采逼人,但是照片却总无法表现那些细节,拓片也不成,就得看原刻。石刻尚且如此风采熠熠,当年墨迹应作天人飞动想。当然了,这种风格也是因为私家墓志书写起来比较自然,要是写孔子庙堂就不能这样随便啦。隶书和行书的书写速度,我想不应该有什么争议吧?毕竟汉简和行书墨迹的数量明摆着。
速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前人写得快还是慢,而在于速度对于书法艺术的影响。《书谱》的观点是:“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他的大意是,得能快能慢,这观点很周道。但是为什么梅花道场强调快速运笔?难道无视《书谱》的警告顶风作案?
刘兆彬提出的几个对立概念都重要:1、意临与实临;2、速与迟;3、自然与刻意。
先说临习问题,参加道场学习的人,大多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实临。毕竟我们的学书传统就是以临得象为标尺,有些人临得象写得也好譬如王义军。但是更多的人走进了死胡同,临作和创作严重脱节,来道场学习的人包括我大多如此。正是针对我们这些人,道场主持才提出了要加强意临训练。因为我们大多只知道形,不知形背后的手势,所以画出来的字型往往缺乏神采,而神采是书法的灵魂,形似不过是肉体而已。道场主持强调速度是为了使我们还原古人作品原有的手法 而暂时放下实临,既是针对道场学院的的专用药,也有很宽的应用范围。当前书坛,包括某些大家,都是在画字而不是写字,虽然字型漂亮但是缺乏生命力。
其次谈速度问题,刚开始令我非常迷惑,我写慢了被批评说不对,我写快了他们也说不对!当时我就像迷茫的小和尚,左右都是挨棒,心中郁闷不已。看来道场所说的快,不是我理解的简单的速度快。虽然我比较笨,但是两位老师很耐心,在一次又一次指点下我终于明白:他们所说的快不是指整体写字速度,而是局部运笔的加速度,这个加速度既包括起笔的加速度也包括住笔的加速度。其实起笔和住笔的加速度是相辅相成的,住笔不干脆,起笔就没有力道,起笔没有速度,停笔就不会聚势,这一点需要自己下笔体会才能明白。典水《也谈“攒捉”》一文对此有详细讲解,值得思考。我也见过社会上所谓书法名家,下笔如飞顷刻扫尽,但满纸平面线条而已。而如果明白道场所说速度是运笔局部的提速、减速,那么线条反而会比较沉着同时又能飞动。
再说自然和刻意的问题,中国美学一贯强调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自然?我在近期收集资料时,看到很多学者的字很有灵性韵味,诸如陈垣、顾颉刚等。论见解学养他们不可谓不厚,但是为什么这些学者未能成为书家?尽管他们天天用毛笔书写,但是却缺乏大量集中训练的过程。用丹道的话来说,缺乏“武火”锻炼不能成形。文武之间,当然文火重要,但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武火是不可或缺的!有其对于我们这些业余学书法的懒家伙,没有经过道场高强度训练,很难突破关口。很可惜,我们做不到如僧人般七天用心一处,俗人大多时间忙于糊口养家而已。最为自然的境界莫过于禅家悟后之境,但是后人只见“归来手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却忘了曾经“芒鞋踏破岭头云”,所谓“不经一番风霜苦,争得梅花扑鼻香”。
说过操作细节,我们不妨再放开看看更抽象的书学意义问题。就像扫地僧所问:日书万字,所为何事?难道就是为了验证能不能一天写一万字?说实话我当时也是迷迷糊糊的,根本就是凑热闹。是不是写不到一万就很失败,写到一万就及格,写过一万就成功?当大家都被速度问题吸引住眼光的时候,扫地僧的发问可谓别具慧眼。(顺便说一下,我相当讨厌扫地僧这个人,尽管我承认他很聪明。)
悦斋主的体验不同寻常,别人都在谈手腕疼还是脖子疼的问题,他说:“写快得手时,所得酣畅爽利感使书写个体得到身心愉悦的享受,这可能与古人有些暗合的意思了。”我比较迟钝,直到日书万字结束后好几天,才悟道这个道理。以往只是书写完成之后,伸着腰酸背痛的身体,看自己的作品稍有满意处比较开心,现在在书写过程中就能体验到发自身心的愉悦。只有在书写过程当中得到内在境界滋润,书写才可能成为修身养性之利器,而非仅仅是沽名钓誉之工具。孔子赞叹颜回道:“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那么颜子所乐何事?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其道理何在?我们不借助佛学,也能说明白。毕竟佛教传入中原之前,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艺术早已成形自己的风格。
请以《庄子》为典解说书法之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华然响然,奏刀豁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解牛的寓意在于养生,但是过程却合乎乐理。桑林和经首,都是上古巫乐。庖丁解牛之过程,与上古巫舞相和,足见精熟之极暗合乐舞。而巫者,聪明正直(见《国语》观射父语),能以舞降神者谓之巫((《说文》)。巫舞既同音乐相关,也同愉悦之乐相关,两者同字并非偶然。写字到精熟境界,也有类似庖丁解牛之体验,笔下有音乐之律动,手势有舞蹈之节奏,因此绝非简单点画之堆积。因此《书谱》所言“心不厌精手不忘熟”,所说不限于书法练习之机巧,也暗含心手两忘的洒落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要么象故人般日日临池,要么就如日书万字活动一样,在局部时间内进行集中训练才可能出现。不持续一段时间猛火,水不会开。
从这个意义上讲,梅花“道场”之名,是当之无愧的。道场不能保证得道,但是必定有助于修道!拜托千万不要说“道不用修”之类的口头禅来搪塞,试看历代书家禅德,有不修便悟者否?
本文收录於普门学报:第十五期/特别报导
【特别报导】
佛光山抄经堂
妙懿
(佛光山抄经堂堂主)
一、 前言
佛光山修持中心的建立,乃佛光山开山大师有 於多年来,佛光山的僧众平时努力弘法,信徒一向发心护持,而佛光山的僧俗二众,闲暇欲进修用功时,却苦无一处具多种功能的修持殿堂可用。另一方面,亦因时 下台湾社会弥漫拜金风气,道德人心迷失低落,急需拯救。故特别建立修持中心,以长年举办禅坐、念佛、抄经等行门修持,来增进僧俗二众的心地工夫,期能改善 社会风气,净化社会人心,为我们的社会、国家、世界略尽棉薄之力。
佛教行门之一的抄经,有时亦称为写经,即是用最虔敬的心来抄写佛经。抄经约起源於西元前一、二世纪,初期写经的材料,大多使用贝多罗叶,後来渐渐有素 帛、金 、槐皮、桦皮、竹帛、纸等;书写之用具,则有笔墨、棘刺等。古代写经遗品中,最常见者为贝叶,如现存之梵语原典即多以贝叶书写;较晚则以纸、墨书写[注 1] 。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几乎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 的精神素养。它不但是体现中国艺术,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亦是东方文化特有的一项艺术瑰宝,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中国书法从形象艺术的 角度来看,它能以丰富多彩的形象,反映生命,表达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它是一种对人身、心两方面均极有益处,能感动人心的艺术。书法作品不但有极高的艺术 价值,从实用价值的角度来说,用途更广。因此在中国,自东汉开始翻译佛经之同时,即有笔墨书写之经典。译成之经文大多由笔受者等直接以笔墨书写下来,其後 复因为流布经典,更将译文辗转书写,由是,写经之风,大为盛行。
二、抄经与佛教的流传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後,在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经的流传,更是深广长远的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由於佛教初传中国 时,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传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所以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佛经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後,不但书法创作的题材更宽广,内容更丰富,意 境更提升;而且佛法的传播也因此而更快速、普遍。 [注2]
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佛经圆融精妙的思想、精美优雅的语言文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等抄写流传佛典。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 清以及近代、现代,均有不少寺院僧侣是有名的书法家,以抄经为媒介,接引文人、士子皈依佛教;而士大夫、文人又以书法抄经酬谢助扬佛法,所以产生了不少抄 经的书法名作。如王羲之书《佛遗教经》;唐邕书《维摩诘所说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心经》等;智永禅师书《千字文》;南唐後主李煜 书《心经》;苏轼书《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楞伽经》、《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柳闳书《楞严经》;苏过书《金光明经》;宋高 宗书《金刚经》、《心经》;赵孟 书《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等;欧阳渐书《心经》;溥心畲 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典;弘一大师书《华严经》、《心经》等等 [注3] 。
经典的抄写并非易事。抄经者出於对佛法的虔诚和对佛经的崇敬,必须十分虔诚慎重,因此抄写的佛经书体一般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面貌。所以 六朝以来,大的寺院盛行建造经楼以珍藏写本经卷。据现存记载的粗略统计,仅从陈武帝(五五七)令写一切经十二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六五六)西明寺所写一 切经为止的一百年间,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就达八百藏之多。写经事业大约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九四叁-九五七)才终止。可惜的是,这批辛辛苦苦抄写成的藏 经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六朝隋唐写经,虽然已是残篇零卷,也堪称举世的瑰宝了 [注4] 。
叁、抄经是修行培福之道
(一)抄经的功德殊胜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 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 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 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注5]
《辩中边论》卷叁中,提出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披读、受持、开演、讽诵、思惟、修习 [注6] 等十种受持经典的方法。无着菩萨也说抄经有五种功德:可以亲近如来;可以摄取福德;亦是赞法亦是修行;可以受天人等的供养;可以灭罪。所以抄经被认定是受 持经典很好的方法之一。
在《金刚经》、《法华经》、 《药师经》,乃至《地藏经》、《维摩诘经》、《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等等诸多重要大乘经典中,都明示书写佛经、受持读诵、广为传播,有极大的功德。因此, 从六朝以後各朝代都有非常多的虔诚佛教信仰者,包括出家僧人和帝王、官吏、宫人、士大夫、平民等在家居士,为了弘扬传播佛法而写经;或者为了祈福、报恩、 布施、超荐亡人而写经。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未出家前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後来由於书写《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及《叁昧 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奉,於乘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达到岸。 [注7] 日本弘仁九年(八一八)春,日本国中疫病流行,死者不计其数。嵯峨天皇深感痛心。後因弘法(空海:七七四-八叁五)大师上奏,以一字叁礼竭诚之心抄写《般 若心经》,在《般若心经》净书完成之际,立刻有了灵验,疫病即时被控制,全国欢喜之声遍及大街小巷。之後为了解救国家的灾变、民生的疾苦,後光 、後花园、後奈良、正亲町、光格等五位日本天皇,亦举行写经。这些抄写的经文与《般若心经》一同被奉祀於大觉寺的心经殿中。从此日本全国人民倾心於《般若 心经》的抄写奉祀。
(二)抄经的修持功能 [注8]
抄经即是藉着抄写经书来净化心灵,所以抄经是一种修行,藉着抄经也能实践六波罗蜜。抄经与人结缘,不但是弘传佛法;如果将抄经功德回向给众生,亦是最好 的布施。抄经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其中,此时身、口、意业,全与佛法相应,即是持戒。又抄经是将经文一字一字慎重地抄写下来,所以必须以正式的书法字体抄 写,不但要字体工整,又要注意不可写错字,不要有脱漏或重覆的情形。写完後,再校对一次,若有错处再予以订正。无论是抄写心经或其他佛经,尽可能整卷一气 呵成,不可半途而废。这些对初学者而言,即使是像《般若心经》这样短的经文,要用毛笔写得工工整整,也是非常辛苦,必须相当有耐力才能完成的,所以从这当 中即是忍辱修持的训练。
抄经的书法作品除了讲究正确 外亦要有美感。因此必须一心一意一字一句不断地练习,才能将经书写得工整、完美。如果把抄经当成每日修行的功课,时时刻刻保存一个信念:要持之以恒,即使 每日只进步一点点,也要自己的字一天比一天漂亮,笔法一日较一日正确,如此必然能培养长期的精进心。
抄经应该是一字一佛,将每一尊佛都印入心中。用最虔敬的心抄写佛经,投入身心之全部力量,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其中,所以较能集中精神。一个人集中精神後, 就不容易为外界所动摇,进而能断除各种杂念,使心境清净平和,由一心一念转为无心,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能一心不乱,则无论做任何事,必然能发挥无限潜 力,同时我执及因我执所生的烦恼,也能一一除尽。因此,用心抄经就是在一笔一画中当下醒悟,反覆地体验「禅定」,并藉此逐渐地接近佛。
藉着持续不断地抄写经书,的确能达到修行的目的,但是若只抄写而不了解经文的内容,则难免有空洞乏味之感,不能体验法喜充满的意趣。如果能同时藉学习了 解经文的意义,探索其深远的教理,那麽经典虽古犹新,佛菩萨也彷佛随时与我们同在。随着抄写经文并学习经典,了解其中内容的过程,心境能逐渐与佛法相契 合,如此一方面可以增加抄经的兴趣与意愿;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我们身心受束缚的妄念,惑乱我们身心的贪、 、痴叁毒烦恼,渐渐调伏放下。在心地法门努力过程中进步可能较慢,但因为心不受任何事物拘束,内心犹如明镜般清澈,能透视的不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或内里, 就连原因与整体的真实面都能洞悉无遗,因此才能作适切的判断,有办法在事理上活用正知正见,提高般若智慧。
对中国佛教徒而言,中国书法艺术是固有的国粹,可以端正身心,怡情养性;而佛教经典中,字字珠玑的文字般若,更是增长智慧、净化心灵的重要泉源,书法写 经结合了两者的优越特质,所以被认为是自我修行绝佳之道。抄经不但可以达到个人自我修行目的,亦能祈愿回向亲友、众生得到身心平安吉祥,同时具有助扬佛教 弘传之功,功德非常殊胜。又由於抄写佛经在传播和弘扬佛法上有着不受场地、财物等限制的优势条件;同时抄写经典的人也可积累很大的功德福报。抄经实为自利 利人的善举,因此,古来不少很有名望的高僧大德不但自己抄经,也鼓励佛教徒抄写佛教经典。着名律宗大德弘一法师云:「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 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於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
佛弟子除了以墨水抄经之外,有些甚至以刺血写经的方式来作修持。《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 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 [注9]
星云大师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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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如此,书写同样如此。写的不好没关系,孤芳自赏也行,但是拜托别冒充内行误导后学好不好?
这年头书界的芙蓉姐姐也太多了些,简直是对审美观的污染。
我一直觉得,书家之可贵在于他能给别人留下点有营养的东西东西,就像蜜蜂采花粉醸蜜。而现在有些人却象蝗虫,把有价值的东西啃得乱七八糟,然后在身后留下一堆粪便。
碑刻往往比笔锋更容易体现这种线条的质量,所以我们不妨从笔锋中悟到刀锋的力度,也就是古代书家早已经提出的“画沙剖玉”之意。
我曾经以为是功夫问题,只有刻苦多练习才能解决。但是今天晚上,在临《九成宫》的时候发现,可能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九成宫》我曾经临过一些日子,学习过程并没有带来很多进展,反而留下深深的挫折感。被《九成宫》折磨的人怕是也为数众多,其即便某些欧体专家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并没有领会《九成宫》的实质,顶多在《虞恭公》等外围打转而已。我之所以拿《九成宫》下手,就是因为它难办,另外一个是因为它对布白的切割太精彩了。
依照注重布白形态的思路来临习,就是完全从零开始学字。虽然感觉比以前侧重笔画时有些欧体风采了,但是对布白的分析还没有成熟的方案,只能是领会多少表现多少,看来以后还要追加看贴的时间才对。依照布白进行临习的一个副产品是,我发现当把线条作为空间支撑物来书写的时候,线条质量会得到显著提升!!我突然有点明白中锋运笔的道理了,那就是把笔画当作分割空间的隔离支架,不坚实的笔画将无法起到支撑的作用。坚实笔画不是来自指腕之间,而是接近于半下意识的需求。在这种以笔墨为空间分割、支撑的思路影响下,运笔节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加速、缓慢、顿挫都不是出自刻意的安排,而是空间的实际需要。
今天只是初步了解,不知今后会有怎样的改变。
但未必今人定然逊于古人,功夫欠缺并非不可逾越之障碍,专修十年,基本运笔应大致可上溯宋元,二十年仿佛于隋唐,三十年当可上追汉魏。唯其中境界见地,非时日堆积可成就。古德云:“只贵子见正,不贵子行履。”见地之可贵,可谓性命攸关,后天刻意安排之俗手与先天灵源闪耀之神品,由此判分。
黄元吉谓“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堪称丹道正脉。书道若要从后天俗手晋阶先天圣手,亦非从虚无中下手不可。然虚无之道,至人无言。我辈不过从中仿佛一二而已,未必要亲身坐忘朝彻而后得。
所谓“从虚无中来”,首要领悟书论“计白当黑”之旨。凡学书略有时日者,无不知计白当黑之说,然当前书论,无不斤斤于使转提按,只知其黑,不及其白。我曾经询问申屠卫政兄临帖心得,他提示要注重布白之处,颇让人深思。同事何劲松先生也偶然提到下笔”界破虚空“之意来解说计白当黑。末学愚钝,近来方稍悟前辈之指点:落笔之先,意之所在应首重于空白之分割而非笔墨之形成,笔墨乃是为空白而设,空白乃先于笔墨而成。
初学计白当黑之道,浑然如初学者茫然无所措笔,勉强下笔亦如儿童习字莫名其妙。不仅未得布白之妙,先失笔墨之巧。愚曾就此问道于孙伯翔先生,先生曰:“创作时笔墨和空白是兼顾的。”笔墨功夫必要娴熟之极,方能在实际操作中明了计白当黑之境界,否则必手忙脚乱如学步邯郸。
若笔墨功夫已达致无心于笔之境界(二十年专修可否?不知),进一步又能布白之意先于笔墨,尚且不能上追古人。今人刘炳森、启功皆能达致此境界,然不过上手而已,难称圣手。圣手先天灵源所自来之虚无,不是纸面之空白,而是心胸之空廓,所谓“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先天元神显现,唯要虚一而静。
圣境所在,唯证与证可得。末学不过如盲人测日,胡猜而已,供有识者一哂。

临帖的另外一个隐含功用,我认为不是使人有所的,而是令人有所失。第一步应该失去的是个人不良习气,非临帖不能脱俗,民间熟手往往失之于此。第二步失去的应该是固定模式,学书入门难,入门出师难,这时临帖的作用不外乎转益多师。第三步失去的应该是对于字的控制,所谓心手相忘,笔下不知有心布置,心中不知有笔安排。创作中寻求这种状态不易,首先要有过硬的笔墨功夫,此功夫唯有临习可得,再者要有出神的状态,临习的妙用正在与此。临习之时心注于贴,不得不忘下笔之得失美丑,久而久之自然能领悟出神大法,不必醉酒与癫狂,我书造化本无方。
当代书风之失在于有心造作,但凡是有心刻意安排之作,至多中乘而已。欲达上乘,非忘我不能。徐渭八大之狂,张旭怀素之醉,右军鲁公之洒落,无非无我之境界。前辈风范已过,目前时风沦落,若要重返无我之境界,临帖不啻为通幽曲径。
这个问题萦绕在头脑里,有一天我突然"开悟",我认为,其实"神似"就是"习惯"!你把王羲之的习惯全部掌握了,你就是王羲之!我们知道笔迹学,专家如何判断是不是你写的字,完全是按照你写字的习惯来断定的,每个人不可能写出完全一样的名字,而是不是你的字,就靠你的书写习惯!
当然,这个习惯包含的内容很多,写字的习惯(笔法\结构\章法\行气等等),习气,写文章的习惯,各种习惯你如果都掌握了,你不就是他了吗?!我们说研究古人的时代背景,研究他的性格\志趣,他的学识,修养,其实这些都是构成他写字习惯的完全后盾!其实这不也正是学习书法的字外功夫吗?!
也许上面说的完全不对,但我感觉总比用形容词来描写形容词更能贴近"神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