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艺荟萃
以流线型简化线条，将斗拱柱子及须弥座予以抽象现代化，呈现朴素俐落之极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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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音乐源于印度。
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代表。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
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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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想衣裳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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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戒
2007-11-26 1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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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文藝術演講 |
中國的文化對日本的影響甚鉅，是眾所皆知的。因為在西元645年（日本飛鳥時代，西元592－710年），孝德天皇實施大化革新，模仿唐朝的宮廷和文化制度，盛行佛教，整個文化面從宗教禮儀、服裝、建築、茶道、花道、香道、美術，幾乎受到全面性的影響，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這個特殊的民族，不但吸取了中華文化的精髓，同時也融合了本身內省、細膩的文化思維，粹煉出其他的民族，所無法比擬的文化特色。在西方文明充斥的今天，我們慶幸還能從日本的文化中，一窺先人的文化精華，看看別人對文化不遺餘力的保護措施，反觀我們，指定古蹟文化的策略老是跟不上被破壞的腳步，真是值得省思。 本月份文物雅集的專題講座主題是「日本佛教藝術」，在中央大學美術史巫佩蓉助教授，圖文並茂、淺顯易懂的帶領大家欣賞日本佛教藝術之美，歸類為：頂相（僧人肖像）、水墨畫、建築與庭園三大類，無論哪種藝術的呈現方式，都蘊含著與禪宗教義一樣具有內斂的思維又兼具優雅的美感，相互輝映。 傳說禪宗只傳法相，不傳文字，也不以外在知識的累積為禪修的修行方式，主要是以本身與自然、天地萬物在互動之中所引發自內心的感觸，感動激發思考的模式，進而思考其意義的原理，以現代人的角度來說，也是教育我們有些事，若學會從反思的角度思考，一定會啟發我們領悟許多人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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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東寺 空海畫像 十四世紀 |
奈良唐招提寺 鑑真大和尚夾紵像 |
在頂相（僧人肖像）畫，當中以我國南宋偉大的禪師蘭溪道隆（1213－1278）的僧人肖像著重寫實、不經修飾，令人印象深刻。蘭溪道隆1246年來到日本，兩年後來到鎌倉，是禪宗寺院建長寺的創建住持，這也是中國禪宗首次傳入日本，後來在幕府將軍的支持下，禪宗很快傳遍日本。看到這張頂相，頗有熟悉之感，回家後我迫不急待從日本美術史相關書籍當中翻閱，看到一張目前典藏於建長寺的蘭溪道隆手持警策（一種長木板，專門用來敲打在坐禪時打瞌睡的僧侶）的畫像，流露出嚴肅中又不失祥和，據說那是他圓寂前7年畫的，很幸運的是在巫教授的解說之下，對這位促進中、日佛教交流有偉大貢獻的高僧，有進一步的認識。 在所有的頂相畫當中，令在場所有人最出乎意料之外的莫屬一休宗純畫像了，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休和尚，當影像一出現時，現場來賓一陣嘩然，簡直無法相信眼前出現這位滿臉皺紋、歷盡蒼桑的高僧，就是印象中清純、可愛又善解人意的小一休，但從他下垂的嘴角，側視又略帶沉著、執著的眼神，似乎反問著世人，你們在看我什麼？你們悟道了嗎？ 宋朝的水墨畫也深深影響日本美術，日本人稱為「文人畫」，尤其繪畫大師梁楷的風格更備受推崇，「六祖截竹圖」一人蹲下截竹的動作筆劃少，掌握精髓，非常寫實。梁楷的作品在南宋嘉泰年間（西元1201－1205年）成為畫院的待詔，並蒙賜金帶，備受重視，但即使在書院內不但沒佩金帶，據說都把它掛在牆上，真是名符其實的畫格等於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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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石恪 二祖調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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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戒
2007-11-26 15: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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