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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习

〖摘要:〗
古今官职对照

古今官职对照
作者:nico_lin
一、前言
近来,古装戏特别是清宫戏成为电视 剧的主流。一到黄金时间打开电视,铺天盖地的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的。皇帝大家都懂,但是什么中堂、学士、抚台、道台的,一些不熟悉过历史的读者就不怎么明白 了。写本文的目的,就是给读者看电视或者看《XX大帝》之类的历史性比较强的小说,可以有一个参考手册。
本文主要是讲古代的官相当于现代的什 么官。既然要讲相当于现代的什么官,就首先要把我国现代的官先讲清楚。所以本手册第一个章节讲的就是现有国家体系。另外,官职还与行政区域划分有很大的关 系,所以第二章讲的就是现在我国的区域划分,并找了几个代表区域讲述了区域的行政架构。第三、四章切入正题,分别与一、二章对应,讲的就是官职对比了。
官职对比,主要是从党、政、军、监督、情报、地方官职几方面分别阐述。另外,一些内容,例如说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虽然与官职对比无关,但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背景及官职的演变,也简单进行了说明。
本人只是历史爱好者,并不是历史专业的,所以很多资料是在网上及书籍中收集的,难免有错漏或者理解错误的地方。好在本手册也只是给读者看电视用的,所以请大家就将就一下。

二、现有国家机构体系
1、 国家机构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单一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2、公务员(官员)级别
一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国政协主席
二级: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书记处成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 最高法院院长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三级:国务院各部部长 部党组书记 省委书记 省长 省人大主任 省政协主席 最高法院部级副院长 最高检察院部级副检察长 中纪委副书记
四级:副部级 副省级 最高法院副部级副院长 最高检察院副部级副检察长 省高院院长 省检察院检察长
五级:司长 厅长 地级市长 巡视员
六级:副厅级 副市级 助理巡视员
七级:处长 市局长 县长 调研员
八级:副处级 副县级 助理调研员
九级:科长 市处长 县局长 乡镇长 主任科员
十级:副科长 股长 乡镇助理 副主任科员
十一级: 科员 县以下公务员
十二级: 办事员 及其他人员

3、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4、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5、党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称“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常 委会”,成员简称“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 称“中共中央军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性质不同。) 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事实上是同一机构两块牌子,不是合署办公。对武装力量发布的命令一般仅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或以 中央军委的作为统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联合发布命令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为中共中央的检察监督机关,具有党风、党纪和反腐职能,实行书记负责制。作为党的机关,纪委在地方各级,通常与政府的反腐机关监察部门合署办公。

6、 国防体制
中国的最高国防领导机关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机关,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的最高指挥机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它实行主席负责制,所以实际上中央军委主席为军队统帅。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政权稳定时期军委主席一般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兼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门,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设立的,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的 一个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一切需要由政府负责的军事工作,则经国务院作出相应决定,通过 国防部或以国防部的名义组织实施。国防部在接受国务院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需要国防部办理的事宜,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 装备部分别办理。

7、军区设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领导机关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和战略战役方向、作战任务等设置的一级军队组织,是战略区域内合成部队的军事领导指挥机关;直 属中央军委领导。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辖区内诸军兵种部队合同作战的统一指挥,领导管理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军区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 部、联勤部装备部等机构。现有7个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除台湾以外,设立了省级军 区。 军分区是在省军区范围内划分的军事区域所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以领导机关驻地命名。军分区属省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委员 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地区行政公署(省辖市、州、盟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省军区和中共地区(省辖市、州、盟政府)的双重领导。
卫戍区——担 负首都警卫和守备勤务的军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于1949年6月成立平津卫戍司令部。1959年1月改为北京卫戍区。北京卫戍区属北京军区建 制,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 导机关。下辖卫戍部队,领导北京市各区(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北京地区的军事警卫、守备任务,开展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维护军容风纪,协助地方维护治安 等。
警备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重要城市或战略要地设立的军队组织。警备区属军区建制。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城市警备 区,同时是中共市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军区和中共市委、市政府的双重领导,辖警备部队,领导区、县人民武装部,负责所在城市的 警卫、守备和民兵、兵役、动员工作。要地警备区,辖守备部队,主要负责战略要地的警卫、守备。
要塞区——在海防要地设立的军队组织。一般辖有守备部队、分队。防区筑有永备工事,配备较强火力,储备充足物资,形成独立的防御体系。要塞区隶属于军区,设有领导机关,担负本区域的设防和坚守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8年起各海防要地设立要塞区。
守备区——在某些军事要地设立的军队组织。隶属于军区或要塞区,辖守备队,担负所在军事要地的坚守和设防任务。
中央军委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各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实施作战指挥。驻各军区的陆军集团军和兵种部队归所在军区建制领导和指挥。部署在各军 区的海军、空军部队,建制归海、空军,受军区和军委海、空军的双层领导。军区内三军联合作战行动由军区统一指挥。第二炮兵在军委集中领导下,实施垂直指 挥。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隶属军队系统,归所在军区建制领导,同时又是所在省、地、县(市)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和政府的兵役机关。
11、中央警备团:即中南海警卫团。原归属公安部,1959年归北京卫戍区节制,1961年归总参节制。

8、 情报体制
中国的情报系统也分为国安和军情两个系统,分别是国家安全部和隶属于总参谋部的2部和3部。两个系统各有分工,工作侧重点不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会展开合作,情报资源共享。
国家安全部中国政府唯一对外公开承认的情报机关,也是中国情报及治安系统中,政府参与层面最广的一个单位。它成立于1983年7月,由原中央调查部、公 安部两个主要单位,以及统战部、国防科工委等部份单位合并而成,是一个针对他国之国家资源做全面性谍报工作的情报组织。国家安全部的任务角色,主要是执行 中国政府对于世界情势的掌握为重点,除了广泛收集各国的军备动态之外,对于各国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该国对中国的经贸前景等,均列入情报收集的 范围。此外,国家安全部还负责国内的反间谍工作,监视各国在华可疑分子,打击外国在华情报网,抓捕间谍及我方叛徒。其性质和苏联克格勃相同。
总参情报系统分为2部、和3部,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组建,并为中国的解放战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战功卓著的李克农大将正式组建总参2部和3部,并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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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2009-08-19 16:50:57 阅读:826  评论:0  引用:0
〖摘要:〗

游昆明,满眼花树,四处庙亭,唯有一匾惊心:到此做甚?盖虚老之作。数日不忘,遂转帖一文以纪之。

 

到此做甚——琴人彭祉卿渔歌荒冢记

铁客
 
 今夏,天若流火,灼人肝肺。

客为避京城浮世烦恼,行脚入滇,居昆明数日,闷雨忧风,洒扫枯肠。因素闻滇中多琴人,又有旧日相识接待,故此行感触颇多。尤其西山之游,断尘心,涤肉身,一洗酷暑之风尘。盖若古人所云:“说一丈不如行一尺,说一尺不如行一寸。”真此之谓也。然而,出门就能理解世界吗?当然也未必。

因为信仰往往就是迷途,迷途往往就是信仰。

如憨山德清曰:“世间尘劳常挂碍,深山静坐也徒然”。

    此次入滇,实得滇中琴友杨媚、袁春晖、刘彦忠、段云峰等人指点,略知南诏山水,腹地风景,酒茶接风饯行之间,才臆略了滇中精神,心甚感激。闻滇之“西山”者,位于昆明西郊峰峦间,山下面临五百里滇池,浩瀚草海,远眺长虫,唐称碧鸡山;元明称太华山,因在城西,故近世俗云西山。太华山麓翡绿,二寺一观,尤其是千年“华亭”(靖国云栖禅寺),以及虚云禅师圆寂后之舍利灵塔,也矗立于山腹中,更为其凭添了许多空灵。

    又闻:近代琴人彭祉卿先生之墓也在此山之中,故前往拜谒之。

 

*

 

    太华山路盘绕蜿蜒,苍木古道,植被如浪,竹林婆娑。

    一进山,天就开始下雨,使万物更清澈,更静谧了。

    过了杨慎之“升庵亭”不远,偶有雀影翻飞山颠,仿佛一个神秘的箭头,指向墓园之所在。

彭庆涛者(1891—1944年),字祉卿,为清末民初时著名琴家。其琴风承袭于家学,近代以来广为弹奏的《忆故人》,即是彭氏家传琴曲,经彭祉卿之手而风行于世间。又因其精通《渔歌》,故被时人称为“彭渔歌”。1934年到35年间,他和查阜西、张子谦共创了“今虞琴社”,互为知音,有“浦东三杰”之称。时张子谦才廿岁出头。三人中,查之名随其政治地位与琴学贡献而最大,张则为广陵一代宗师,彭的名气后来最小,死得也最早。1935年重阳节后,当时的琴家如李子昭、吴兰荪、周冠九、王寿鹤、郭同甫、庄剑丞等,每月在吴门怡园坡仙琴馆举行月集,操缦会友。后来有影响的古琴宗师如吴景略、吴兆基、姚丙炎等,即出自这个“今虞琴社”。民国陆沉后,琴社移到了上海。

彭祉卿先生于1944年殁,享年53岁,没有留下录音。

据说,他的死是由于饮酒太多。

    先生的墓就在盘山公路的一道悬崖边上,可顺泥土与藤蔓攀缘而上。墓地不大,呈圆形,三面卫砂,一面朝湖,风水上是“吉穴”,但已多年荒草丛生,落叶遍地,空气中弥漫着潮湿泥土的气味,四周还散乱着一些祭祀用过的冥物供品……。墓园周围,大约还葬着十多位亡人,有名流,有军人,有官僚;有的墓奢侈庞大,有的则消瘦破败;聂耳墓本来也在旁边,泛政治化后,就被移到了西山上,修了一个大纪念馆。而彭先生的墓地一带只有一个守墓人,日守夜归,仅防火盗之险而已。这次引我前去拜谒彭先生荒冢的是云南琴人刘彦忠。但我听说滇中经常有人来此,按时祭奠者也很多,包括滇晖琴社与泓州琴院的许多新老琴人,如金治中、李瑞、杨升、释永静等。

他们有时到墓地旁边的亭阁中弹琴雅集。

有时则干脆背琴上山,在寺庙中饮茶,吃斋,吐纳山中大自然的空气。

彭先生的墓本已凋零多年了,墓碑上书“琴人彭祉卿之墓”,立碑人为他生前的朋友著名琴家查阜西,以及近代琵琶大家李廷松等六人。墓碑下供祭奠用的石块本早已不存,新的一块是刘氏等末学后辈自费集资修缮的。刘氏每到必祭一瓶酒,也每到必陪彭先生喝一次酒,把酒洒在墓石上……。

后人祭奠前辈,并不全是因为文化图腾心理或死亡崇拜。

更多的还是来自对文化本质的怀念。彭先生是一位琴学集大成者。

因自清末秦维翰《蕉庵琴谱》与琴僧释空尘《枯木禅琴谱》行世后,广陵派琴学就开始独步天下。释空尘试图将琴学作为传播其佛学的方法之一,所以他几乎不收俗家弟子,其弟子如肇慈、印恒、起海、朱渚、如恒、钱镐龄、邵鼎等,多为出家人或居士。清末后,琴人黄勉之为得广陵真传,暂入空门,拜空尘为师学琴。黄勉之出师后,创办了“金陵琴社”,其门徒包括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以及当时在北京的张之洞、溥侗、叶诗梦等人;后来杨宗稷再传管平湖、杨葆元、彭祉卿等。再譬如查阜西先生在《百年来的古琴》一文中回忆的:“按流派来讲,在1921年以前我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江派琴人(有弹必唱)。直到1922年在长沙愔愔琴社遇到了彭庆寿和顾梅羹兄弟之后,我才开始学习‘虞山派’清微淡远的不歌之曲”。……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彭祉卿身上有着很正宗的广陵派传承血脉,也夹杂着虞山派或九嶷派的一些风格,并且对象查阜西这样的泛川派宗师也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 
 
他是一个去世过早的,实在又很重要的近代琴家。

但现在,我看除云南琴人外,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祭奠他了。

 

*

 

    我写这篇札记,仅旨在记录彭渔歌荒冢之印象,而非琴学。

    为何要写?或许与今日之世态人心有关。我觉得现在很多琴人的心灵比坟墓还要寂寞,还要荒凉……。

    离开彭先生墓地后,路边有一古佛塔,上书“精进波罗密”与“忍辱波罗密”等,不知为何方大德之归宿?又再走数百米,即著名的“华亭禅寺”。据史载,此寺初为宋大理国鄯阐侯高智升之别墅。元延佑七年(1320年),玄通元峰禅师柱锡于此,结茅传经。三年后建大光殿,供奉毗卢佛像及圆觉十二大士,称圆觉寺。明永乐景泰年间题名“大圆觉寺”。明英宗帝敕赐“华亭寺”。1920年,民国云南省长唐继尧,请湖南籍禅宗大师虚云和尚由大理宾川鸡足山来华亭寺主持佛事,超渡护国诸役阵亡将士,建钟楼,凿放生池,筑藏经楼,并于寺西南约百米处建海会塔存僧俗骨灰,同时,改称“靖国云栖禅寺”。寺内墙壁有五百罗汉浮雕,形态诡异,千手蔓延,无穷变幻……。

但在山门前,仍然挂着“华亭禅寺”的巨大匾额。

寺院旁边,矗立着白色的“虚云禅师舍利塔”。

    虚云禅师(1840—1959)者,俗姓萧,名古岩,字德清,号幻游,原籍湖南。光绪九年至福州鼓山涌泉寺从妙莲和尚出家受戒。遍参金山、高旻、天童、天宁诸名刹,巡礼佛教四大名山。后从天台华顶镜清法师习天台教义。光绪二十六年去北京,时逢八国联军入侵,即随清朝帝后一行逃亡西安。越二年,入终南山隐修,后入川,赴西藏,再折至云南大理,重兴鸡足山迎禅寺。光绪三十年去泰国、槟城等地,考察东南亚佛教。

他最后的归宿,就在西山华亭。

关于虚云的传说太多,学佛者多有耳闻。

譬如毛泽东曾让他去见面,他却对毛泽东说:“法王大于人王,要见面,你应该来拜见我”;或者他圆寂前曾度过一只雄鸡,此鸡最后在树上念阿弥陀佛而入定等等……。虚云活了近120岁,是近代禅宗第一高僧,传承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并五宗七家之风,对禅学在近代社会与政治上的地位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虚云舍利塔前,就野生着两只雄鸡,十分威猛,毫不怕人。

    有人若接近灵塔,雄鸡便尾随而至,若有不敬,即飞身攻击之。

    灵塔后面,是安放历代僧侣骨灰的灵房,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阴气。而后山上的森林更是郁郁葱葱,所谓“华亭如盖”。此华亭寺海拔2050米,再往上,还有太华寺,以及道观三清阁和龙门,是一组构建在西山主峰罗汉山悬崖峭壁上的建筑群,有九层十一阁。龙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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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2009-03-02 22:19:35 阅读:450  评论:0  引用:0
〖摘要:〗
原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概况及组织机构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8日      作者:郝鸿昌     【编辑录入:游佑
 



一、原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概况
1928年在南京韩家巷成立的南京中央武术研究馆,不久,便正式改为闻名中外的南京中央国术馆。当时,馆长由张之江先生担任。1929年中央国术馆迁到南京西华门头条巷六号。这时国术馆改组为三个处:教务处、编审处、总务处。
第一任教务处处长由马良先生担任。后来国术馆为抗日战争所迫,辗转迁移,1937年由南京迁到湖南长沙杜家山中学;后又经广西桂林取道越南迁往云南昆明拓东路湖北公所。在此期间,教务处处长由吴俊山先生担任,吴老先生后病逝于昆明,享年105岁。后教务处处长由孙玉铭先生担任。以后国术馆又由昆明迁往四川重庆北碚复课。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南京廖家巷二号。此时教务处处长由郝鸿昌担任。
二、原南京中央国术馆的组织机构
为研究和传授武术的需要,当时南京中央国术馆的组织机构是较健全的,并聘知名人士分任各职。
1、邀请了知名人士任董、监理事。
2、董、监理事:戴传贤(字季陶)、李烈钧(字协和)、钮永健(字锡生)。
3、董、监事:于右任。
4、馆长:张之江。顾问:张洪之。
5、副馆长:李景林,张树声,张宪(骧)伍。
6、当时馆务分为两大门派
①武当门门长高振东,科长柳印虎。
②少林门门长王子平,科长马英图。
7、1929年武术研究馆改名为南京中央国术馆,馆务随之改为三个处:教务处、编审处、总务处。
教务处:
第一任教务处处长马良。
第二任教务处处长朱国福,副处长郭锡山。
第三任教务处处长吴俊山,副处长杨松山。1937年杨松山辞去,由吴异辉继任。
第四任教务处处长孙玉铭。
第五任教务处处长郝鸿昌。
编审处
处长唐豪、姜容櫵。
编审员金一明。
总务处
处长李子茂、朱家骅。
8、当时国术馆著名武术家有:
李景林传授李太极、刀、剑、棍、推手;
杨澄甫传授杨太极、刀、剑、棍、推手;
孙禄堂传授孙太极、刀、剑、棍、推手;
马良传授新武术;
马永胜传授马太极;
吴民清、严乃康传授日本刺枪劈剑;
吴俊山传授吴太极、八卦掌、太极推手、六合棍;
陈子明传授陈太极;
高振东传授形意拳;
王子平传授少林拳、摔跤;
朱国福传授形意拳、拳击;
黄柏年传授十二形;
于振声、马金标传授查拳、弹腿;
马英图、郭长生、郝鸿昌传授八极拳、劈卦拳、通臂拳、散打、技击等;
张宪伍传授八极拳;
孙玉铭传授猿背棍;
李玉山传授太师鞭。
吴异辉传授六合八法;
毕凤亭、马庆云传授摔跤;
刘鸿庆传授断门枪;
龚润田传授龚太极;
徐宝林传授猴拳、醉拳。
三、原南京中央国术馆于1948年为经济所迫,无法进行招生,难以教学,从而宣告闭馆解散。
原南京中央国术馆虽然解散了,但其学生至今遍及全国,还有不少老同志健在,还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在武术界享有盛誉。他们当中有:张文广同志现任北京体育学院教授(后任中国武协副主席)、李锡恩同志任复旦大学教授、温敬铭同志任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后任中国武协副主席)、何福生同志现任云南省武协主席、赵子虬同志(任四川省武协副主席)、刘恩绶同志(内蒙古武协副主席)、李天骥同志(天津市武协主席)、季九如同志(沈阳市武协主席)、蒋浩泉同志(安徽体院教授)等等。还有的同学在海外执教,譬如胡云华、陈玉和等在新加坡,常东升等在台湾。总之,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建立以及它在培养造就武术人才的努力,对我国的武术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我国的武术史册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摘自“少林武术”杂志1986年第五期

作者郝鸿昌简介
河北沧州人。
1929年考入南京中央国术馆,拜副馆长张骧伍(张宪)将军为师,深造八极拳等。
1932年留馆任教。
1933年第二次国考中,获八极散打第一名。
1941年晋升副教授。
1946年升任国术馆教务长。
1948年中央国术馆解散,随从馆长张之江将军闲居上海30年。
1981年4月,荣获上海市传统武术表演第一名。
1982年起,任上海市工人武术队顾问兼总教练、上海精武体育会理事、武术队和散打队总教练。
198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
旧中国时代:经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将军的介绍加入国民党。经李烈钧将军的介绍任黄埔军校第九期上校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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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2008-03-18 11:37:44 阅读:1997  评论:0  引用:0
现在的传统文化教育,强调背诵的太多了,因为关注点在学龄前的缘故。

其实中国古文化的传统,关键在于“习”,而不是记忆。

习,就是操练起来,通过不断练习掌握其中的变化关键。

学习书法,是操练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途径。

礼,规矩也,舍己从人,临习结构。

乐,节奏也,亦步亦趋,揣摩笔势。

射,精确也,拟之贵似,仿效形态。

御,掌控也,进退起止,运行娴熟。

书,文字也,考究字源,效法自然。

数,精进也,水滴石穿,以量变质。

字写百遍,其义自现。

不得不戒   2008-01-31 09:03:03 阅读:574  评论:0  引用:0
元画尚意,明画尚趣,而意趣的本质仍然是庄禅精神的外化。元代山水画被写意论全面渗透,庄禅精神在中国绘画中得到全面的落实,经倪、黄、吴、王等大师的努力,中国画的面貌为之一变。倪瓒倡导的“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就是一种超尘脱俗、与自然冥合的“禅”的精神。明代以吴派为代表的尚意文人画在与官方院体画的浙派进行一番较量,文人写意思潮自此在中国画坛取得了大一统的地位。
           
        晚明时代,董氏已名重一时。他深恶浙派那种张牙舞爪、刻意求工的作风,而倡言南北分宗。董其昌提出山水画南北宗一说,借佛教禅宗的南北宗分野来论画,推祟以王维为代表的南宗,贬低以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
            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如来地也。
           
        很显然,董所信奉的不是禅宗“北渐”派那样“积劫方成菩萨”的仿其工的画法、画风,而是追求如董源、巨然、米氏父子那种似掸宗“南顿派”“一超直入如来地”的神来之笔;董在《画旨》中说自然、惠崇两人的区别在于“一似六度中禅,一似西来禅”;实际上讲的都是一种禅境,一种化工之妙。
           
        董氏画派,溯源王维、荆、关、董、巨、米、黄,推崇的是淡泊清远,“率多真意”格调,正如宋代沈括在其《图画歌》中咏:“画中最妙言山水,摩诘峰峦两面起。李成笔夺造化工,荆浩开图论千里。范宽石澜烟树森,枯木关全极难比。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南宗画追求的就是一种温润、素雅、涵蕴的效果,甚至强调空气与水分的感觉。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更把“平淡天真”作为书法与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
            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   皆以平淡天真为旨。
           
        从清、远、气韵而至于“平淡天真”,是董氏的“化境”。只有淡到极处,脱离火气方得高境。平淡到极处,才有宇宙万象的涌动。天真显露,才有活泼生机往来的空灵和变化。佛家所谓的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而禅宗所注目的正是从欲界、色界中解脱出来,悟入无色界的境地。对禅宗艺术家来说,为什么摒弃青绿山水而崇尚无色的水墨绘画,被认为是由色界向无色界寻求解脱的一种形式、心中廓然无一物,真实的生命直与宇宙自然真纯的元气淋漓混融,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画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禅僧作为一个彻悟者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脱,要求人的本质生命与禅的形式完全契合,达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领略到绘画作为艺术的真话。
           
        南北分宗又引发了中国文人对诗、文、书法等其它艺术分野的兴趣,所谓“非独画也,古今风骚流别之道,,固不外此”。从唐代的司空图,到宋代的严羽,再到明代的徐渭、胡应麟,从看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到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境、书境,皆与南宗画的艺术境界一脉相承,并影响清代三百年,余波未尽。
踏雪飞鸿   2008-01-30 09:33:49 阅读:444  评论:0  引用:0
〖摘要:〗

利用色彩、线条,描绘各种形像并表达情意的作品,称为绘画。

      绘画在中国以艺术形式出现,始见于旗帜、服装、门板、墙壁及各种平面的绘饰之上。汉代以后,绘画艺术技法日臻成熟,一般厅堂、宫殿的内部更以壁画作为装饰,甚至到了唐朝,寺庙几乎全以壁画作为壁饰,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


绘画与雕塑、建筑同为“视觉艺术”的三个主要类别。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凡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无不与佛教渊源深厚,其中尤以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东汉到六朝,佛教绘画不但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的主流,在六朝时期,凡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创作佛画,佛画已然是绘画的中心。除此,享誉世界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的壁画,更为中国绘画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在西安、洛阳两地就有数百片绘有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图以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等图像的壁画。可惜这类作品今日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所幸在丝路途中的敦煌石窟还保存了丰富的佛教壁画资料,因此可以说,佛教绘画不但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尤其石窟壁画更发挥了保存中国文化的功能,可谓居功厥伟。



佛教绘画的源流


佛教发源于印度,佛教绘画当然也溯源于印度。根据佛经记载,早在佛陀时代,寺院就已经有了佛教绘画的流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说:


给孤长者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依教画饰。


从这段经文记载可知,当时绘画有四个目的:庄严寺院道场;宣扬佛陀教法;显扬佛陀圣德;增益修道因缘。


后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佛像绘画也随着盛行于中国,这在《弘明集》卷一有详细的记载: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这就是佛教绘画在中国流传的起源,随后并伴随着佛教的南北传布而流传于诸邦,譬如南传的锡兰、暹罗、缅甸等,及北传的尼泊尔、于阗、西藏、韩国和日本等地寺院的雕刻、绘画,处处均充满着佛教艺术色彩,诚如西藏佛教史上所载:“佛教流行之处,便有宗教艺人之高手。”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影响之钜。



佛教壁画的特色


壁画是绘画艺术表现的方式之一。在中国的绘画史上,以唐代的佛教绘画最兴盛,尤其壁画一时蔚为绘画艺术的主流。石窟、墓室、宫廷、寺观的壁画,成为众多画家竞相献艺的舞台。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就是一部中国唐代绘画史的缩影。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甘肃省的鸣沙山千佛洞,又称为“莫高窟”。莫高窟建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最兴盛。从南到北全长一千六百一十八米,至今尚有四百九十二个石窟,石窟内有二千躯以上千姿百态的塑像和许多瑰丽的壁画。根据统计,如果将这些壁画连接起来,至少有五、六十华里长,因此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甚至是全世界最宏伟、最壮观的美术馆。


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可分为五项:


经变:经,乃佛经;变,是变易。意思是把佛经中的种种故事,变成形像化的图画。如“维摩示疾”、“弥勒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画师们运用丰富的想像力,将经文的情景以生动的描绘技术表达出来。这种壁画是莫高窟最主要的部份。


本生故事:为释迦牟尼佛的前生事迹。在过去世中,佛陀曾生为国王、王子、比丘、长者、商人、鹿王等等,但每一世他都是行善布施,为众生服务,因此发生许多感人的故事,这正是本生故事的内容。


尊像图:包括佛、菩萨、阿罗汉、说法图等各种图像。画师们将人物的特色,以巧妙的方法描绘,让人一眼便能看出画中所代表的意义,如仙女图的飞天,画师在仙女身上画上两条飘带,以飞腾的身姿挥洒仙女飞翔的神韵。


供养人像:凡是捐资建窟或布施供养的功德主,在图龛的下方绘上供养者的人像或刻上“一心供养”的字样,以示洞窟是其所供养。供养像一般都画在四壁近地处,立像居多,跪像较少,大者约一公尺,小者仅十多公分。供养人像的衣冠,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对古代衣冠服饰的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图案装饰:为了增加描绘的绚丽,以图案装饰来凸显壁画的多采多姿。


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的作品,更点缀出现实社会的景象,帝王的仁慈或残暴,人间生活的情趣,庶民的喜怒哀乐。因此,佛教藉由壁画与社会的情感愿望相结合,融入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使得佛教绘画艺术开拓出更宽广的空间。



佛教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印度,同被举世公认为亚洲国家中,绘画艺术最古老,成就最卓越者。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绘画都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绘画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壁画,而中国壁画有史可考的年代为汉朝,当时佛教初传中国,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北方则多石窟造像。南方佛画的先导,如晋代戴逵、戴顒父子增损塑像,使其具有我国艺术的比例尺度,达到光颜圆满的境界;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


唐朝绘画空前繁荣,中国艺评家对吴道子、王维、周昉等名家,推崇备至。当中吴道子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壁画,大都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裾飞舞飘动,世人美称为“吴带当风”。又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绘制了大量的佛、菩萨以及佛经故事的卷轴和壁画,可惜至今幸存者寥寥无几。


南宋的绘画属于中国山水画的古典时期,许多画家受到禅宗的影响,扬弃以往注重色彩与线条的画风,以最精简的笔法表现一种空灵的意境,展现出柔和、抒情的风格。


此外,中国肖像画受到佛画的影响,在衣纹的“骨法”表现上,南北朝有“张家样”、“曹家样”,唐代有“吴家样”、“周家样”的说法,这是说明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的演变。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晕染成“没骨法”,也是受佛画影响发展而成。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即承袭此类衣纹的染法,至今为人称道。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北齐的曹仲达乃仿照这种型式而开创出新的风格,后人称为“曹衣出水”。


由以上叙述可知,中国历代画风深受佛教影响,而佛经故事更丰富了绘画体裁。以成都大圣寺为例,九十六个院落,壁画有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的残况,最兴盛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甚至佛教寺院更成为绘画的竞技场,提供了画家挥洒的舞台。洛阳敬爱寺、成都大圣慈寺、镇江甘露寺,都是名家壁画荟萃的地方。不但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其是在唐代,当时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的殊遇。著名的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可惜当时这些佛寺多为砖木所造,每易毁于兵燹水火,只有敦煌、吐鲁番等地的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灿然存在。


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已如凤毛麟角,一般匠人绘画一则投世俗所好,二则沿用民间传说,除释迦、观音、罗汉、药王外,另有关羽、张飞、西游记、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说中的故事角色;目前台湾各处寺院即大都呈现这种以民俗为主的风格,不容易再看到早年整壁的经变,或整堵佛像慑人心魄、气象万千的景象,殊为可惜。


除此,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在佛教寺院中保存佛像、壁画的习惯,作为辅助修道之用。若就客观而言,此举亦具有如同公共美术馆保存艺术珍品、教育民众等功能。


在中国、日本,常有信徒将自己的珍藏品布施给寺院,因此寺院的珍藏除佛教文物外,间有收藏一般工艺品者。此类宝物收藏馆,在日本有东大寺的正仓院较为著名,在台湾则以佛光山所设的“佛教文物陈列馆”蜚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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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飞鸿   2008-01-30 09:30:28 阅读:1298  评论:1  引用:0
〖摘要:〗
文化的渊源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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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飞鸿   2008-01-22 10:47:29 阅读:580  评论:0  引用:0
转贴: 逝去的武林的另一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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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7 11:05:51   来自: 听夏 (深圳)


逝去的武林的评论   

读完《逝去的武林》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后来也重新翻阅过数次,一直想为其写点什么,却终是难以下笔。因为这是一段武者的记录,不同于其他文人所书,它 完全没有自觉或不自觉的销售文化情趣一类东西,让同吃一口饭的文人们轻松找到熟悉的切入点。它是那样浑然朴拙,独立于天地之间,又仿佛已然融入天地,令人 无从置喙。它令我感到羞惭,并心存敬畏。

全书由李仲轩老人口述,徐皓峰先生整理,平静叙述了上世纪初,真实发生在中国武术界的若干往事。正如李老开篇提到他的家族在当时民间被称为“老实 李”,此书也是一本“老实书”。没有一点华丽的修辞,那样纯粹白描的写法,甚至不能称之为文学,也很难被划归入历史。读进去,我只是看到一位神情寂然的老 者在同后辈们对话,并遗憾自己无缘拜这位老者为师——非为学武,而是觉得他什么都可教我:做文、做人……任何事情。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化境。任何事物到达了这种境界,都可以触类旁通,无有阻碍。通向这种境界的大道无数,能否走到则纯靠各人修为。

我想李老走到了,他走的是武学之路。

李老当年拜在形意拳门下,先后师承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几位大家,并深得各人精髓。形意拳相传已久,派系众多。一云为岳飞所创,载于《武穆遗书》;又云乃菩提达摩由西域传至中土……李老说,他们那一支是拜达摩。可能因为达摩是禅宗祖师,代表悟性。

悟性是学武之人最重要的资质——

“十年寒窗出一个读书人,七代出一个贵族,三百年出一个戏子。大戏子被称为‘妖精’,的确如此,能惊天动地,能颠倒众生。他有绝顶聪明,一个意象很快就抓住,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身上就有什么——这便是习武的资质了。”

书中所言亦是如此,透着无穷意象。文学、绘画、书法、易理……具体到自然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仿佛任何事物都可被随手拈来,做了武学的比喻。

“人听戏会受感动,在天地万物中也会受感动,有感动就有功夫。一感动,拳架子里头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到时候,琴棋书画、山河美景、禽兽动态都可以借来入象。练武人学了文化,能比文人用得还好,都能用在身上。唐诗也是象形取意,练形意,练得诗兴大发似的,就对了。”

“形意拳之意,比如画家随手画画,构图笔墨并不是刻意安排,然而一下笔便意趣盎然,这才是意境。它是先于形象,先于想象的,如下雨前,迎风而来的一点潮气,似有非有。晓得意境如此,方能练尚式形意。”

“书法握笔,指头在笔杆上使力,反而使不出力量来。手心要像握着一个鸡蛋,下笔时催动这个虚运出来的鸡蛋,字方能力透纸背,如有神助。
……
形意拳是大书法,这个虚运之形,身上曲折成空的地方都要有。”

“用整个身体去听——对此,常人也有体会,比如第一次拥抱女人时,会感觉非常异样,那就是用整个身体听了一下。以后往往没这感觉了,因为不慎重了,所以就不敏感了。又欢喜又害怕,这是出敏感的状态。”

以上种种,真是禅机。李老讲拳,是把万事万物打通了来讲。朴素的话语里不经意夹杂这么一句,让人倏然体悟到被点化的欣喜。

在那许多朴素话语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就是“开悟不是脑子明白,而是身体明白”。也正是这句话,打通了我头脑和身体间许多关节障碍,使得眼前天地 顿时清明许多。书中言道:“禅宗讲究‘话头’,就是突然一句话把人整个思维都打乱,就开悟了。”我想,只要能够放下杂念,认真去体味这本书,每个人也都可 以从中找到自己的“话头”。

放下杂念,最紧要去除骄傲之心。读书是学习,非为印证己见,亦非为寻求乐趣——阅读之趣固然无穷,但也只是从容收获,不可作为目的。若仅为取乐而读书,难免会错过许多深层义理,也容易养成剑走偏锋的个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在这“大众写作,无人阅读”的时代,彼此都容易自视甚高。因为文字不若武功,孰高孰低动手便知。把玩笔杆的人一旦打起嘴皮官司来,架势常不逊于街头互 掐的悍妇,使尽各种手段也要拼个你死我活。胜者固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败者也照样骂骂咧咧,万难甘休……故此,任谁写点什么也都能孤芳自赏,或同三五损 友交相吹捧一番。即使缺乏认同,亦大可叹上一句知音难觅,曲高和寡……而练武则必下苦功,方可见进益。与人交锋,一搭上手,便知轻重高下,便知进退谦冲。 或是因此,习武之人贯来重师、重礼、重修养、重武德。

全书第一节便写道:

“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取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让我肃然起敬。从前看过的武侠小说怎么也有上百本,却从来不知一把刀便有这样多的名堂、讲究,竟将如许意象融汇其中……接下去又读到:

“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的礼节。”

更感震动——因这礼节中所含的情意。少时狂狷,总爱学阮籍道:“礼岂为我辈设耶!”直至年岁既长,方知孔子何以强调“克己复礼”。只因在此,“礼”已经上升到“理”的高度,如师训,如佛戒,而守礼则是个人修行的方式,为了使自身行止更合乎人情天理——自然之道。

一个人德行修养的深浅,同样直接关系到其课业的精进。

“练武是‘孝’字为先,连自己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没有人会教他,每日要以‘忠义礼智信’来衡量自己,即是忠诚、义气、礼节、智慧、信用。

一个人有了这种内在的修养,心思就会清爽,悟性就高了。老师选徒弟,主要看他的气质是不是清爽,混混沌沌,就说明他心理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身体患上 了隐疾。眼光没有一点慈悲,只会凶巴巴瞪人,可能现在打架厉害,但看他将来,无不是患病早亡——徒弟找师傅也是这个标准。”

而这个“心思清爽”,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难得。反思自身,很多时候专注于所学却不见长进,大抵便是心思尚未清爽之故。心地不够光明,心气不够平和,则头脑、五官、四肢皆为其所滞,难有所为……浅显如斯的道理,我却非要读到此处方身心明了。

全书使人受教之处不胜枚举,我若再这样滔滔不绝下去,简直像要为其通篇作注。然而此书真正动人之处,却也不在以上罗列的文字之中,而是平淡的笔调里,那个年代武林中人的真实事迹。

李老的三位师父均非等闲,书中虽未详述其生平,却也可从许多细节描述中感受到世外高人的境界。唐师之朴直,尚师之冲淡,薛师之神武……皆令人景仰。而 李老自身生逢乱世,不得已于34岁盛年激流勇退,且严守与尚云祥之誓约,终生未曾收徒,仅以会计为业,晚年只在西单一家电器行守夜看门为生……不禁令人惋 惜英雄之寂寞,同时也由衷慨叹,这才是真正的“大隐于市”吧……

“老辈人都经历过一段颠倒岁月,从大辛酸里爬起来的,只是当时不知道是辛酸,傻乐呵地就过来了。”

读到此处,内心既感且惭,顿觉自身之渺小不堪一提……对长辈更平添敬意。想想我们这代年轻人又经历过些什么呢?求学坎坷、感情失败、生活空虚、事业挫折?多数也只是沉溺于自我世界,把心底那点小情绪无限放大当作是痛苦罢了……

“世上只缘认得我字太真,故多种种嗜好、种种烦恼。前人云:不复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又云:知身不是我,烦恼更何侵。真破的之言也。”

书中有句话,非常的诗意。很喜欢,忍不住拿来做结语:

“剑挂在墙上,自然地倾斜,犹如北斗七星斜挂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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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戒   2008-01-14 10:04:17 阅读:815  评论:1  引用:0
〖摘要:〗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


书法是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之一,所以当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后,佛法的传播更为普遍;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时具有助扬佛教之功。
一、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


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法师品》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金刚》、《楞严》等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


易于收摄身心:书法不同于一般写字,从磨墨、执笔到下笔,都必须专注,不可轻忽。因此,在文字书写当中,即可收摄精神,达到一个静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畅。所以,书法也是一种修行方法。

      由于书法写经的殊胜,在佛门的修持,多设有抄经堂。例如:在日本的寺院,大多设有抄经堂;佛光山本山及各别分院也都设有抄经堂,具备笔墨纸砚供信徒抄经修持。

二、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古时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宰辅高官,还是布衣百姓,都操作着一副笔墨,所以书法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养。佛教初传,为弘通经教,自然也需藉书法之助,即便是佛经翻译时担任笔受、润笔等初期工作者,亦无不仰赖之。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于是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酬报助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或碑文书帖。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亦书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苏轼所写更多,有《心经》、《金经》、《华严经》等经、序十余种传世,另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就经常以书写佛法义理与信徒结缘。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唐代王知敬专门为寺院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荐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等;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这些人写经、书碑的目的虽然不一,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正面的影响。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比之书法对佛教助扬之功,佛教对书法的贡献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列举二点说明如下:

一、保存书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甚至刻经,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这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例如:
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清朝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云:“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所以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六朝写经在僧俗之间极为盛行,此内地“经生书”,就书体而论,代表名家风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体兼具,为当时及后人所宗仰学习。因此所谓“唐人写经”之名,至今仍享誉国际,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骄傲,可见一斑。


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今存于英国。宋太祖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敕雕的开宝藏(或称蜀藏),为我国第一部刻本藏经,然今已无全本,零卷亦少。


佛经石刻的目的基于:一、纸帛易坏,不便长久保存;二、经历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大量毁损佛经后,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于是有人发愿石刻以保存佛经。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山麓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而以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此石经是由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弟子静琬创刻,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始成。后经唐、辽、金、元、明千余年,刻经之风不断。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五○○○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千卷。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堪与名闻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遗产。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


造像题记: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论》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于是清朝一代皆重碑体。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也说:“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并将南北朝碑按高低分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级,入选者共七十七种,其中造像题记铭颂有二十四种,约占三分之一,足见六朝时代的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难怪有人曾举譬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

二、影响书法艺术创作


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自然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当书者在写经、书碑、铭、题记的同时,佛教的思想亦必无形中渗入书者八识田中,进而影响书法的意境。因为书法之所以被认定为艺术的表现,除涵盖从点、线、面于笔墨运行的或浓、淡、干、湿、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涩、回、畅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现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关注与思想人格,简单的说,精神修养常是书法表现的条件之一。所以有“书法家一动笔,就可从笔势造形的特征与笔迹的动律关系中得知书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说,书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学体验必将投射于书法中。


历代书法家受佛法影响,又学有所成,受推崇者,不胜枚举。其中,宋朝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三大文豪,就是因与禅师常相酬往,因此书法中禅趣并生。如米芾依守一禅师听杭州辩才法师讲其隐居的圆盖而方址的“方圆庵”,于是以方圆概括宇宙万有,以“无所住而住焉”、“无所观而观之”为文,而书就完成《龙井方圆庵记》,将方圆之理和书法相通;黄庭坚书“山雨溪云散墨痕,松风清坐息尘根,笔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来不二门”,他从佛法与书法中体悟如来的不二法门。他用行草书写过寒山子的诗:“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痴属根本业,爱为烦恼坑,轮回几许劫,不解了无名。”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何其艰”,发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书苏东坡帖“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将佛法蕴涵于书法之中,更显出书法的价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圣序>,其用笔结体,与隋朝著名的两个寺碑中的<龙藏寺碑>相类似,尤其是<龙藏寺碑>特有细劲多姿的横划,完全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进入北魏书法宝窟学习,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书法的影响,到了后期虽有改变,但仍脱离不了佛教书法的范畴。


历代书法的作品,都是世人临摹学习的典范,其受佛法影响的创作,也是一代代传承不息。所以有人说:若将佛教书法的部份拿掉,中国书法史将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见佛教影响书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佛教于书法的成就


历代以来,佛教僧侣擅长书法者,多不胜数,比方曾是东晋王羲之的七世孙,南北朝陈代的智永禅师,曾居住于永欣寺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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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飞鸿   2008-01-11 09:12:41 阅读:542  评论:0  引用:0
〖摘要:〗
                         余话中医与中国文化 
  
                                                      
雷铎 邓铁涛

  因为近一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变局,中医被冷落了许久之后,近年忽然又重新热了起来,于是引起许多人的诧异。我以为,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大背景国学的复兴,二则因为“非典”期间中医药的功不可没,三则因为目前几亿农民看不起病的难题之解决,有望于中医药方面得到一条新出路,四则因为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医药的渐渐认同。
  最近网上有关于是否“告别中医”的争论,超过62%的网友表示认同中医,著名中医刘力红教授认为,“除非告别中国文化,否则无法告别中医”,对此我想进一步补充两句:“除非告别‘中华民族’,否则无法告别中国文化”。
  何出此言?先从说文解字开始。“中医”的名字,有两种来历,一种是和“西医”(西方医学)相对;另一种是古人说的“上医治世、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上医治世”是为良相而“医国”,一个比喻而已;“下医治病”则是“见病不见人”,为治病而治病;(相对而言,西医就检验化验单开药方,西医学研究病菌病毒和药物物理,是“物本主义”),“中医治人”包含了防病(不是“治病”,而是“卫生”)的养生思想和“治心”(心理辅导和哲学开导)即教导病人如何做人的思想,是真正的和比较完整的“人本主义”。
  因此,中医在未来,将会更是建立人本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医疗改革的新选择或新补充。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医学是高明而玄妙的,这一点,不必很高深的理论,而可以以我亲自经历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一是我小时候,得过夜盲症,服用三次猪肝地瓜叶汤便好了,所花费用只有一角五分钱;又得过牙龈出血,服用了三剂冬稻草根煎冬瓜条,分文未花就好了;我读中学时大拇指上长过“猴子”,中医教我用铜钱加艾灸,花了一角钱便治好了,(而现在的激光除灭法一次收费好几十元);更奇妙的是另一个例子:我所在的中学门口出租自行车的一个老汉是民间草医,一次,一个鼻子尖正中长了个红枣大的血管瘤的老华侨偶然路过,老人聊天时诉说衷肠,说在美国开刀太贵,且有生命危险,老草医说这个太简单了,我治好你你请我吃一顿饭好不好?老华侨当然答应,老人就教他每天用蜘蛛网结成细绳勒瘤子“饿死”它。三个月后,老华侨专程自美国回来感谢老人,因为他的鼻头血管瘤果然不药而愈了。这些,所体现的都是“合适就是最好的”之中医的“中国智慧”。
  我还从一些名老中医那里听到或学到一些中医妙理。1987年在北京“世界针灸理论研究会上”,驰名国际的中国针灸专家郝金凯和祝总骧两位教授为大会示范针灸“远穴止痛法”时,我上台当“志愿者”亲身体验过那种以针麻醉的感觉,而令所有外国专家迷惑不解的是:针麻虽然是“眼见为实”,但人类的解剖学至今没有办法解释它的存在,即中医有些妙处用西方实验科学无法解释,“行得通而说不通”,这既令人信服又令人迷惑。我还向著名针灸专家靳瑞教授请教过“子午流注”的用针取穴方法(按照每天的天干来决定选取的穴位),“子午流注”从理论上看似“迷信”,事实却证明有奇效,令人惊讶。
  已故的名中医梁剑波先生同时也是易学专家,我们一次讨论“变易”中的“表里”问题,他举了肇庆上世纪三十年代瘟疫流行时的一个例子,当时当地一条富人聚居的巷子例外地没有一个人生病,民间解释为“风水”或“命理”,梁教授则认为实际上是“中药使然”:因为那一年传染病流行时,这条巷子几家富人又迎亲又送亲又生男孩又过节,三天两头放鞭炮。梁氏解释说,鞭炮里面的硫磺和芒硝都是对呼吸道传染病菌或病毒极有消毒杀灭作用的中药。
  以上是“余话”,即从理论之外说中医。
  中医不仅仅是治“病”,即便“治病”,也有许多妙道奇招,它的背景,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括民间文化。
  《黄帝内经》认为,“平人不病”,“平”就是“不偏不倚”,不会“过”也不会“不及”,《黄帝内经》又说,古之智者“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与天地合”,所以能够得到“天寿”,这个“节”和“常”,就是不过分,如果过分,则如老子说的要损有余、补不足,即通过减少过分的和补充不足的办法,来恢复人体的平衡,这也符合儒家的“中庸”学说和禅宗的“应无所住”。
  总之,中医智慧的背后,除了《黄帝内经》之外,其实所贯穿的,是儒释道诸家的精神骨髓,要废除它,恐怕不容易;而要真正发扬光大,则任重而道远,不能离开对国学大背景的研究:它至少包含国学对中医的影响和中医在国学中的位置两大命题。
 
 
 
中医与未来医学
 
  
   西方医学是当今世界医学的主流,它植根于西方文化。中医学是世界上惟一有5000年连续历史的,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它植根于中华文化。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不过二百年,13亿人的中国,5000年来的卫生保健,一直依靠的是中医。中国的传染病史足以为证;中国自东汉以来传染病流行次数不少,但好象欧洲,14世纪、16世纪鼠疫流行,及1918年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亡人数过2000万者,未之有也。为什么?中医之功也。2003年SARS流行,世界统计,中国大陆死亡率最低,广州的死亡率更低。溯其原因,是广州中医介入治疗最早之故。
  论文化,近四、五百年,西方文化发展很快,造福于人类不少,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估计21世纪开始,将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融合的时代。现在世界的诸多难题,要靠推广东方文化去解决。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论未来医学,将是西方医学与中医相结合而成为更加完美的医学。
  一、“仁心仁术”是未来医学的最高精神境界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仁者爱人”,作为医生,对病人有爱心,这是天职,故曰“仁心”。中医另一格言:“痌瘝在抱”,就是说把病人的病痛看作是医生自己的病痛,必然处处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绝不能为了搞科研写论文甚至为了金钱就对病人多做不必要的检查、随便给病人做手术以谋利。若做人体器官买卖则更是犯罪的行为。
  如何表达医生的爱心?——要求医生施行“仁术”,这是对医生十分严肃的要求。现代医学是一门生物医学,许多治疗措施与技巧都是从动物身上练出来的。不少治疗手段,看来对某一个病可能已解除了,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例如小孩发热,用抗生素治疗,热是退了,但耳朵却聋了!据报导,中国每年制造三万聋哑儿童;又如胃溃疡潜出血(++++),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又如糖尿病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法却把脚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这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仁术”。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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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飞鸿   2008-01-03 09:17:07 阅读:761  评论:0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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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渊源在佛教

  专访现代版“西游记”高僧明贤法师

中国的文化界不足以引导人的心灵,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重视到文化渊源的问题。

文 □ 记者 张婷

2006年4月21日,广州千年古刹光孝寺内,采自中国大陆黄河壶口瀑布的水、黄帝陵的土和取自台湾日月潭的水、阿里山的土汇聚、交融为一体。这是现代版“西游记”—“重走唐僧西行路”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上极富感染力的一幕。

交融后的水土将作为部分原材料,制成三尊玄奘像,一尊留在中国大陆,一尊送往台湾,另一尊将作为礼物,随同两位高僧,于今年7月19日开始,沿着玄奘当年西去取经的路线,从西安出发,徒步穿越中国境内的陕西、甘肃、新疆和巴基斯坦、尼泊尔,预计历时4个月,行程万里最终到达印度的那烂陀寺。

作为本次活动选拔出来的西行僧人之一,明贤法师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

传播佛教文化的使命

凤凰周刊:作为“重走唐僧西行路”活动大陆僧人的代表,媒体都很关注您,但是网络上关于您的信息凤毛麟角,能否多介绍一点自己?

明贤法师:我老家是湖北武汉,1973年生,19岁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出家,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老和尚的第11代法子,在他身边参学了很长时间。2000年,我离开了云居山真如寺,参加江西省佛学院的组建,现任教研主任和副教务长,教授佛教造像、戒律、传统文化等课程。

凤凰周刊:西行僧人要担负的使命是什么?

明贤法师:组委会也许认为是文化传播。而我自己觉得,过去玄奘大师把佛教从印度带到中国来,这次我们要将一部手写的《六祖坛经》送到印度,因此我们的旅程既是取经又是送经。我的使命是让人们知道中国还有佛经,不要把它束之高阁。现在的时代,人们很浮躁,很多人不知道有佛经,不知道佛教文化的重要性。

凤凰周刊:您取自中国大陆的水土与台湾慧宽法师带来的水土交融为一体,这个细节打动了活动现场的很多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明贤法师:人们被打动是因为这符合了大家心里的渴望,渴望大陆和台湾同胞心心相连。

大陆佛教发展的契机

凤凰周刊:比较大陆和台湾佛教界的现状,差异是什么?

明贤法师:我认为,最大的差异是寺院管理体制的不同。台湾寺院是子孙丛林,即寺院住持由师徒延袭,不传外人,如子孙世袭。而大陆寺院是十方丛林,是在僧众监督下,于十方各宿大德中选举住持。对于某一间寺院,来自天涯海角的和尚都能进来学习,而不是只有本寺庙的弟子才能住在庙里修行,这方面,大陆显得非常宽松。

大陆佛教显得更有中国包容一切的大唐文化的血液在里面,即使经历了文革,一旦恢复,还是有原汁原味的精神。但是,今后的中国大陆的转型和发展中,大陆佛教的十方丛林会不会也变成像台湾那样的子孙庙,是一个考验。

所谓的寺庙现代化问题,我想随着经济科技的逐步完善,是必然的,只是经济对佛教影响的表面现象。佛教是肯定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台湾的佛教也是适应了他们经济发展的潮流。

凤凰周刊:那您认为两岸佛教界可以互为借鉴的地方在哪里?

明贤法师:台湾佛教界的管理体制应该借鉴大陆的十方丛林,大陆向台湾可以借鉴的,是台湾佛教界对学术理念的重视,对思想的重视,对教义教理的整理。在台湾,专职做这些工作的人很多,文化素养都很高,这也是他们发展人间佛教的学术背景,但是大陆目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大陆佛教寺院的管理者,一身肩负数职,既是思想界的领袖,又是管理寺院建设的领导。

凤凰周刊:您怎么看待刚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

明贤法师:佛教论坛我没有参加,但了解一些情况。我认为,这标志着大陆佛家界在时代舞台上逐渐发出声音,佛教论坛的主题词是构建和谐社会从心开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提法,是一切问题得到解决的良方,具备指导价值。按照佛教的说法,一个人的心就是一个世界,如果人世间有不公正的事情,就是心里还不够干净。这样想的人,并不是妄自菲薄,而会对社会产生责任感。

凤凰周刊:不少学者预见,中国大陆佛教不远的将来会出现兴盛的局面,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与其说大陆佛教会兴盛,不如说人们内心的声音会发出来,任何一个忽略宗教的社会,是背离人们心灵的。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比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科技,带来贸易,带来教育、医疗卫生、饮食行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身安了的时候,人会考虑怎样安顿心的问题,所以目前是大陆佛教界发展的一个契机。这在哪个时代都如此,比如唐朝,唐朝佛教的发展是来自唐朝文化的海纳百川,是国家能力强大的表现。

凤凰周刊:目前佛教界内部,最为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明贤法师:我们关注西方宗教逐渐步入东方,中国佛教在强大压力下如何发展。还有,中国大陆的宪法中,不能让佛教教义进入教育系统。中国大陆没有佛教大学,现有的佛学院远远不是一个大学的概念,是由寺院内部建的。

文化界已脱离佛教渊源

凤凰周刊:之前您提到中国大陆文化界堪忧的问题,具体怎么说?

明贤法师:目前,中国的文化界不足以引导人的心灵,最根本的是文化界没有重视到文化渊源的问题。文化界所谓对美,对艺术的种种发掘,到了根源上就同归心源了,是人的心理结构的问题,即生命问题,就是宗教要解决的,宗教是文化的文化。文化界没有和宗教挂钩,脱离渊源,所以人心存在普遍的迷茫。用音乐、舞蹈、学术的形式,让佛教来引导人的心灵,这是中国文化界应该做的事情。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玄奘大师历经险阻西去取经的精神不光是对佛教界,对当今文化界也是一个警钟。有学者认为,国际文化影响民族文化,所以只强调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实对于将来的地球村文化,任何民族文化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单独保留哪一块都是远远不够的。对待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我们必须有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包容能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升级,得到发展,有再生能力的文化才是真正得到了保护的文化。

我认为现在文化界不能只强调保护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教条在其中,抓住的应当是神,而不是形。每个时代文化都有当时人们能受用的形式,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凤凰周刊:现在是网络资讯的时代,您对网络时代文化有什么看法?

明贤法师:我觉得网络时代的文化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这只是形式,人们的困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人们心灵匮乏的东西依然还是那些。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提高人们内心的文化素养,尤其是佛教素养,这样网络的品位也会提高。

凤凰周刊:您平时用网络多吗?知道博客吗?

明贤法师:我要上网查找资料,用邮件和别人联系。我知道博客,现在很流行,但这也只是形式,随着网络技术的提高,还会有更好的形式出现,但是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是人内心的困惑。我真的觉得网络能解决的问题实在太有限了。有些热炒的东西实在索然无味,应该有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知识和文化是两个概念,现在有很多人有知识没有文化,人文素养不高。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14期(总219期)